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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与闯关东
编辑:周昱丽     2016-04-29 17:30:36       来源:山西日报

  走西口、闯关东之高峰期,是在清代与民国时期。走西口是以山西籍人为主,经山西右玉县杀虎口到塞外蒙古地区谋生的活动。央视播放的《闯关东》电视剧则反映了以山东籍人为主,到山海关外的东北地方谋生活动。

  山西人走口外,西口——杀虎口是一条途径,另外还有别的途径,如经张家口到塞外,故走张家口者又称走东口。闯关东,有陆水二路,陆路即经河北,越山海关到东北;山东有数千里海岸线,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从山东登州(蓬莱)乘船数日可达辽东,故水路为山东人赴东北又一重要途径。

  山西人走口外,山东人闯关东,都是十分艰辛之路。杀虎口是到塞外的一条重要途径,但这里土匪盗贼甚多。有民谣云:“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到了口外,戈壁沙漠,严寒风雪,困难重重。山东人闯关东,水路有风浪之险、海盗之害。陆路不仅路遥山阻,且沿途蒙受土匪、土豪、乡霸、酷吏之害。所以,走西口、闯关东都是一次次生活、生命的搏杀。

  尽管如此,人们为什么仍要冒着极大的风险走西口、闯关东呢?以山西来讲:一是地临蒙古,位处中原农工经济与蒙古畜牧区间,具有地理条件优势。二是山西土瘠民贫,十年九旱。尤其西北地区更为严重,有民谣云:“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外出谋生。三是清王朝时赴蒙古实行有限“开放”政策。明代,蒙古部落与明王朝是军事对峙状态,明王朝沿长城设九边镇,驻扎军队,防蒙古部落南下“骚扰”。清王朝对蒙古实行怀柔政策。清统一全国后,蒙古畜牧地区与中原农工地物资急需通过交流,满足民生之需,使清王朝不得不有限“开放”,经批准后允许中原人赴蒙古地方,山西人以地临之便,形成走口外之高潮。

  山西清徐县有民谣云:“我娃娃亲,我娃娃蛋,我娃娃长大了走关东。深蓝布,佛头青,虾米海菜吃不清(刘文炳《徐沟县志》第6章)。”据清《军机处录副》载:“吉林、宁古塔等处,(人参)刨夫除本地旗民外,多系山东、山西、直隶等处流籍。”

  山西人走口外,山东人闯关东,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是推动了塞内外、关内外的物资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的山西人,不仅垄断了旅蒙商业,而且开辟了一条从茶叶产地,经长江、黄河、蒙古戈    壁     沙漠,俄罗斯西伯利亚,直达欧洲腹地圣彼得堡的茶叶国际商洛。山东人到东北经商,明代已初显。清军入关后,山东商人在营口、大连、长春、安东、盛京(沈阳)等地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东北商界几乎被山东商人所把持。其次,推动了塞外与关外城镇的发展。包头原非城镇,是山西祁县人乔姓先在此地开办复字号商店,逐渐繁盛,形成城镇,故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辽宁朝阳县,也是在晋商太谷曹氏的推动下得以发展,故有“先有曹氏商号,后有朝阳城”之说。山东人大量涌进东北,推动了辽河流域的开发,进而促使了沿河城镇的发展,形成了以盛京(沈阳)为中心,包括锦州、辽阳、海城、开原、铁岭等府州县在内的城镇布局。其三,开发了塞外与关外的农耕经济。明代已有山西人在蒙古南部开发农耕土地,住民称“板升”。清代归化(呼和浩特)一带已渐由牧区转为农耕区,塞外的千里沙漠,已出现数十万顷良田。东北辽河流域,适宜农耕经济发展,山东人在辽河流域的开发,又使得这一地区的农耕经济有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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