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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晋商历史专家高春平重温“走西口”
编辑:周昱丽     2016-04-29 17:30:34       来源:;本文

  高春平,现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省委组织部特邀专家,兼任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山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出版专著    《山西通史·明清卷》、《中国十大商帮》等400余万字。

  东经112°与北纬40°相交,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政权用它固隘,百姓用它通商。然而,在山西历史学专家高春平眼里,它最耀眼的,还是与晋商、与边贸、与移民、与城镇、直至与历史走向的关系。

  它有个快意恩仇的名字——杀虎口,为了安天下、稳边关,清朝皇帝改“杀胡”为“杀虎”,将人与人的消灭雾化为人与兽的手刃。这个名字一直与走西口绑在一起,掀开了山西人横亘280年历史跨度的口外打工潮,与闯关东、下南洋并称为中国近代三大移民现象。

  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关注晋商二十余年,电视剧《走西口》的热播使他的研究再次放大,那篇标题为    《杀虎口——旅蒙商走西口》的论文随即走出学术界,成为晋商迷们的普及读本。

  走西口,后来被泛指为走出长城关口,向蒙古族各部甚至俄罗斯流动。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明朝曾经设“九边”,这时杀虎口还是杀胡口。提“九边”就必须提“秋防”。明政府曾多次北伐蒙古族,但终究边患未尽。每年的马肥季节,黄河冰冻,蒙古骑兵乘机踏冰南下扰边,为此明政府不得不进行秋防。为防蒙古骑兵南犯,明朝在沿长城一线,相继设置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大军事重镇,史称九边。

  作为京师藩屏,九边之一的大同是防御蒙古人南下的前哨阵地。杀胡堡属于大同镇右玉卫下边的一个重要边防关卡,在明代,每逢大同战事吃紧,北京便进入戒严状态,明朝皇帝就坐卧不安。因此,宣大(宣府、大同)总督地位最重,入京则为兵部尚书,有时直接由兵部尚书兼任。

  从1650年设立税关到1929年杀虎关与塞北关合并,杀虎口前后存在了近280年之久,它见证了走西口的繁荣和衰败。高春平说,走西口的山西人多来自晋西北,左云、右玉、保德、河曲、宁武、偏关、天镇、大同……多向口外内蒙古以西移民。中俄商道开通后,北京——张家口——归化    (今呼和浩特)——库伦        (今乌兰巴托)——恰克图一线商事频繁,晋中人也加入走西口行列,最远将买卖做到了莫斯科和欧洲。

  清雍正五年,北部的大同、张家口、归化、库伦、恰克图五大市场日渐兴盛,杀虎口处于中原连接上述北部五大市场的枢纽,乾隆年间,过去由甘肃贩运的茶叶改走由杀虎口——归化——科布多商道,又使杀虎关出口货物猛增。每天过往杀虎口关的流动人口成百上千,蒙族人以金银、牛羊、骡马、皮张、毛绒之类换取晋商贩运来的绸缎、食盐、布匹、铁锅、茶叶、瓷器、糖料、碱面等生活日用品,这里进出口贸易与日俱增,货物车马络绎不绝,一派银货流转,人畜杂聚的繁盛景象。

  为啥出走,做啥营生

  高春平说,与实力雄厚的晋中商人相比,走西口的晋西北人多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目的为逃难谋生。当时山西流民或向蒙民租地垦种,或入大漠私垦。清朝对蒙古族采取怀柔政策,推行喇嘛教,大兴寺庙,大量招徕山西、陕西、河北工匠和破产农民。明末,蒙古族土默特首领小顺义王为补充丁口,破例纳丁编佐,以补足缺额,山陕流民纷纷前来加入蒙籍。随着清朝对蒙古封禁政策的松弛,走西口的人渐渐由土默特而西至阿拉善、额济纳等旗耕牧就食。

  山西人走西口最早可追溯到明中后期,多为民间冒禁私越长城行为。1650年,即顺治七年,杀胡口设立了中央政府的税务监督机构——户部抽分署,负责征收东起山西天镇,西至陕西神木一线100多公里的边口出入税。商税按物价计,牲畜税按头数来计算。到康熙年间,民族关系缓和,杀胡口改为杀虎口。

  为什么山西人背井离乡,远赴口外?高春平分析,客观原因是晋西北地区土壤贫瘠,连年灾害,如咸丰五年时遭遇大旱,颗粒无收,饿殍遍地。当时的百姓负担沉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国内政局不稳,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部中国,清政府为镇压农民起义四处筹措军饷,增设了关卡数量,加重了征收力度,以“厘金”为代表,各地一律照捐抽厘,大致值百抽一,捐厘行业渐次增多,遍及百货,百姓苦不堪言。

  而口外河套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黄河水清澈见底,农业灌溉发达,小麦品质优良,口外干馍是著名特产。在走西口人群中,异乡种地农民最多,其次是做小买卖的商人和打短工的匠人。康熙年间,朝廷允许山西雁北一带边民去口外归化城种地做生意,康熙三十八年,即1699年,清政府又批准山西大同朔州等地殷实商人去大青山伐木售卖。乾隆元年,归化城、杀虎口开征木材税。到乾隆中期,杀虎口迎来商贸高峰期。

  走西口难民目的单纯,能够养家糊口、安家立命即可,只要稍有收入就想着回乡,因此每年都有大量带银百姓出入关口。不居住、流动频繁成为走西口人的特征,也是未能形成像下南洋家族企业的原因,“如果说走西口的山西人是一座金字塔的话,那么乔家、王家等大户是塔尖,大量难民和打工者是底座。”高春平说。

  遇到什么困难    留下什么标志

  电视剧《走西口》里有段梁满囤扔鞋的情节,高春平说这符合历史真实,当遇到岔路口时,山西老乡习惯于朝空中扔鞋,鞋子落地后指向哪里,大家就往哪里走。

  在走西口的漫漫长路上,山西人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首先是变幻莫测的大漠气候,途中有不少人冻饿而死,其次是当地官府、地痞的欺压敲诈,再次是强盗、土匪的骚扰。民国初期治安最乱,走西口人往往结伴行走,并学习武术,现在忻州、雁北地区仍有习武传统。据说,有个叫“草上飞”的匪首在口外非常有名,他经常打劫晋商驼队,武艺高强,一脚能踢死一头牲口。祁县晋商曾经专门请形意拳宗师出山,以绝匪患。为避免现银被劫,晋商还熔铸了巨型银锭,这种银锭银白滚圆,体量巨大,不易挪移,三五个后生才勉强能搬走。

  高春平在乌兰巴托曾经采访了一位走西口的老人,已经82岁,老人称自己是“朔平府的人”,当年他爷爷赶着牛车拉货,从归化一直走到恰克图,随身干粮就是玉茭面窝窝和莜面团团,半年走一趟。因为土豆、蔬菜不好存放,一般运送酒、毛皮等。在大漠行走饥渴难耐,为了找水,大家连落满羊粪蛋的沼泽里的水也不放过,有的人甚至喝尿。另一位老乡的祖父走的是包头至西宁一线,在六盘山遇到土匪,十几人的商队被掳走。土匪一刀一个地杀人,那时他才十来岁,土匪看他年纪小,就扔到马背上抢回山寨,让他看牲口下夜。后来,他借机偷跑后到一处村庄居住,不久村子遭到蒙古人洗劫,整个村子只剩下他一人。

  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正像电视剧《走西口》里的剧情一样,走口外做生意迷信女人是祸水,一般不携带配偶。数百年走西口引发了社会单元解体重构,致使晋西北农村劳动力减少,婚姻危机不断,农村女性受害最大,长期的分居思念给她们造成心灵创伤。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包头、归化都是走西口山西商人的固定居留地。呼和浩特至今仍有宁武街、宁化巷,山西商号“大盛魁”在口外开的分号,建筑多使用山西砖瓦。

  清代大批山西人去口外,致使归化城人口激增,商民聚集,现在呼和浩特市有80%是汉人,汉人中有80%多是清代山西走口外商民的后裔。

  历史如何打量    今天如何评价

  杀虎口关在清光绪年间走向衰落,它的兴衰与国家兴衰有关,客观上也与归化和张家口的兴盛有关。归化关开设于乾隆二十六年,即1761。在归化未设关前,木植税及其他货物税,均归杀虎口关征解。归化设关之后,当地所征关税,也就不再归杀虎口关了。口外地区所需货物的进口和皮张绒毛的出口,到咸丰、同治以后,一部分经过张家口关就可实现。归化城与张家口基本处于北纬一个线上,经丰镇至张家口约300多公里,而杀虎口至张家口有370多公里。运程缩短,费用减少,这关乎商人的利益点。京张铁路通车后,许多货物通过火车运输,杀虎口因此冷落下来。

  “山西人是走西口的成功者和开拓者”,高春平认为,“山西人会种庄稼,手艺精巧,蒙族人不排斥。走西口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带动了当地农业的生产和开发,促进了商贸流通,加速了城镇化建设,带动了晋剧、二人台等文艺形式的发展壮大。”

  到明朝万历后期,杀胡堡市场贸易量跃居山西首位,号称云中第一要冲。顺治年间,全国大宗贸易口岸只有广州和杀胡口两处,前者为国外贸易,后者为国内贸易。顺治十八年,清朝户部确定杀胡口关税起征定额为1.3万两白银,比张家口还多了3000两。这里的税官属于肥差,直接吃税费的有100家、上万人,间接吃税饭、搞三产服务的,诸如税店、商店、旅店、饭铺、门役、下夜、搬货、印铁工匠等各色铺行人近千家、数万人。乾隆极盛时期,杀虎口有3600余户、4.8万余人。

  口外晋商特别敬重义犬,狗项圈就是口外晋商的一个发明,项圈套在护驼犬脖子上,可保狼群袭击商队时,护驼犬不被咬伤颈部。同时,狗也是商队的信使,毛皮等价格有涨有跌,义犬负责第一时间向恰克图送达物价信息。在晋商商号里,义犬享有股份,年末盘账,掌柜会专门出钱请戏班为义犬唱戏。

  一条石头路从古堡口伸向远方,今天的杀虎口已是一处历史遗迹。中俄古商道逶迤漫长,与现代高架、空中直通形成鲜明对比。但这里曾是流民百姓的唯一生路,也是当政者的重要财源。今天的农民务工人员争相向城市迁徙,将近3个世纪以前,历史性的打工潮定格于走西口,从那里牵出了一驼驼商队,一段段别曲,一行行勤劳而扎实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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