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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与《走西口》
编辑:周昱丽     2016-04-29 17:29:45       来源:山西日报

  在电视剧火暴荧屏的今天,不少带有地方特色的电视剧也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中不乏精彩之作。

  51集电视连续剧《走西口》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后,有关专家认为,《走西口》之所以被观众看好,是因为它集合了《乔家大院》的晋商文化和《闯关东》中“闯”的精神品质,作品充分展现了西北农民艰苦奋斗的过程。“走西口”这一行为本身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经济往来与人口流动,对外打开了一扇中国向北开放的窗口,其意义深远。

  这段时间,本版对《走西口》现象已进行了多次报道和评论,今天,我们再推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杜学文的文章,希望能够把这次讨论推向新的高潮。——编    者

  电视剧《走西口》以出人意料的高收视率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们对西口、晋商、山西人又有了新的认识。其实,这不只是山西人的故事。从某种意义来看,我们通过这部作品,又一次走进了自己的内心,走进了民族的心灵深处。它是民族精神,或者说民族文化品格的一次再现和重塑。

  一、“走西口”的文化意义与《走西口》的时代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西口”首先是一个地名。明清时期,在与蒙古地区通商的交通通道上,有“东口”与“西口”之说。“东口”即今河北的张家口,“西口”则是今山西右玉的杀虎口。至清乾隆三十一年左右,时政府把汉、蒙古商民进出关口的票证机关移至归化,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于是归化也被称为“西口”。但是,政府仍然在杀虎口设税务监督,并没有改变杀虎口作为“口”的性质。只是,人们开始从更多的地方进入蒙古,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西口”一词的泛化。所以,我们理解“西口”一词,至少有这样几重意义:一是本来的“西口”,即杀虎口;二是包括归化在内的泛化了的“西口”;三是历史文化意义上的“西口”,也就是说,走西口是内地人民进入蒙古地区谋生经商发展的代名词。电视剧《走西口》所表现的“西口”,正是以杀虎口,以及包头等地为主要地域背景的人事。

  从“走西口”的文化意义来看,我们必须注意到,走西口的人主要是内地农业地区的人们通过“西口”进入蒙古地区,然后再往北发展。有确切的史料证明,他们至少发展到了莫斯科。这已经是走出亚洲,进入欧洲的跨“洲”迁移了。历史上,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交锋和融合,主要是北方的文明程度较低的游牧民族南移,进入文明程度较高的农耕民族地区。如雅利安人、匈奴人、突厥人,以及蒙古人,都是从北部的游牧地区南下,进入了较为靠南的农耕地区。但是,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很少有农耕地区的人大规模地北上进入游牧地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走西口”,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少见的历史文化现象,就是文明形态较高的农耕地区的人们大规模地、在大约五百余年的时间里,长时间地持续北上,进入以蒙古民族为主的游牧地区。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游牧民族的南下,主要是靠武力征服,而走西口的北上,主要是和平的方式;游牧民族的南下,都带有政治色彩,是民族政权的统一转移,往往要追求建立政权,而走西口的北上,则基本不具备政治色彩,更与政权的转移无关,它突出的是经济文化行为。游牧民族的南下,对催生新的文明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普遍认为,古埃及文明的消亡,与它没有接受游牧文化的异质有根本性的关系。而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与它不断地融合不同时期、不同特质的异质文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当然,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某一农耕地区的文明必须足够强大,能够承受外来文明的冲击。如果没有强大的承受力,它就会被摧毁。这样的事例已经太多。文明形态较高的农耕文明和平进入文明形态较低的游牧地区,历史上虽然很少,但“走西口”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它在进入游牧地区后,最明显的作用就是改变了游牧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使这些地区既有的文明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加快了向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演进的步伐。以蒙古地区为例,越是靠近南部,越是与农耕地区接近,其脱牧的倾向就越明显,以至于完全被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文明所同化。本来是游牧民族的蒙古族人民,成为定居的农业生产者。因此,“走西口”的历史文化意义就在于,它加快了游牧地区文明形态的改变和进步。

  电视剧《走西口》反映的正是这一大规模长时间移民浪潮的末期。虽然“走西口”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的记忆,在上世纪还存有其遗风余绪,但典型的、大规模的向西迁移,则在上世纪的中期就已经结束。就晋商而言,虽然其最终的消亡是在上世纪中期,但其真正的消亡正是电视剧表现的时代,也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如此,在《走西口》中就出现了反对帝制复辟、国民革命、反日等内容。从其选择的历史时期来看,这些内容是不可回避的,晋商的精神品格中本来就有家国一体、为天下而忧的情怀,他们的发展从来与国家的大势相联。可以说,没有明、清以来“驻边”的国家大事,就没有晋商兴起的社会原因;没有为国保民的精神,也就没有晋商的发展。这只是时代的不同,而不是晋商的不同。在“走西口”的众多人群中,虽然成功者只是少数,但是,那些走了西口,却仍然是平民百姓,没有大富大贵的人们,同样也具有这样的家国情怀,只是他们已经被历史的行进所遮蔽,我们不可能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和名姓。

  二、《走西口》表现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精神品格和价值选择

  《走西口》集中描写了一批在口外奋斗、谋生的山西人,其实,这些山西人正是我们民族的缩影、代表。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山西是中华民族,具体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不仅是我们民族最早的活动区域,而且也是民族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的区域。尧舜之德,夏禹之智,以及中华文明中关于求变图新、和谐共生、忠孝仁义、诚信包容等等,都与山西这块土地有着莫大的关系。山西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的典型地区。表里山河的山西有史以来一直是拱卫京师、屏蔽边防的军国重镇。在游牧民族的南下中,山西是首当其冲之地。而杀虎口,也就是西口,是进入山西,直达中原的“北门之扃钥”。作为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的山西,是农耕文明地区,但在历史上,却不断地遭遇游牧文明的侵袭,并形成新的文明。这恰恰是中华文明的典型特质。中华文明,正是以农耕文明为核心,以汉民族为主体,不断融合吸收其他文明,特别是游牧民族的文明而生成的文明形态。所以,从某种角度来看,对山西的了解,也就是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了解了山西,也就打开了步入中华文明的大门。《走西口》正是描写了一批以山西人为主体的“西口人”,事实上,也就是为我们了解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

  《走西口》以田青等人走西口的经历为情节线,从始至终贯穿了对“仁、义、礼、智、信”这些中华文明核心观念的诠释。虽然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这种诠释还有些生硬,不够充分,但可以肯定的是,电视剧用大量的细节表现了山西人——或者说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比如,常感恩。在电视剧中,他们知道的、永记在心的是别人对自己的帮助、恩惠,并终其一生回报别人。他们从来都是知恩图报的,所以他们也一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别人。田青的母亲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徐木匠,徐木匠不论身在何处,都要帮助田青一家,他所在意的是田家的救命之恩,而不是自己为田家做了什么。田家的人,包括田青和他的母亲,从来不说自己为徐木匠做了什么,他们铭记在心的是徐木匠帮助他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生难关。再如,重承诺。只要是自己答应过的,承诺了的,就要遵守诺言。田青因为答应过姐姐照顾王满囤,所以,不论王满囤对自己如何,都要遵守当初的承诺。因为答应过裘老板三年内不涉足皮草行,他就硬愿去拉骆驼,也不去做自己熟悉的行当。因为与自己青梅竹马的女友翠翠有过约定,那么,即使是面对裘老板的财富和女儿,也不动心。又如,讲义气。只要认为是对的、正确的,就从不计较利害与得失。虽然生意艰辛,挣钱不易,但是给灾民募捐却出手不俗,十分大气。为了国家大业,就敢把拼命赚回来的家产卖了,自己到土窑洞里去住。又如,能吃苦。山西晋中一带,地薄人稠,十年九旱,民生艰辛。“走西口”,首先是求生的无奈之举。路途遥远,人地两生。但山西人背上一个小包袱,揣上两件薄衣衫,就敢独身西上,到那不知究里的地方谋生。男人们“走西口”,已属艰难,而女人们也敢孤身上路,不怕艰险。拉骆驼,要穿越大沙漠,走好几个月乃至半年的时间才能往返一趟,其中的艰辛非今天的人们能够想象。但是,他们走得义无反顾。他们的心中有信念,所以,能够承受苦难和艰难。

  山西人,是一群默默地创造着人间奇迹的人。他们不会说,不会炫耀,不会辩解,更不会花言巧语;他们的心直指事情的本真,说出来的往往是行,还是不行。在别人考虑理由、过程的时候,他们已经得出了结论。所以,人们看他们,有些吃惊,有些不了解,甚至有些误解。他们不会说自己如何如何,说了半天,还没有说到结果。他们总是直接说事情的结果,所以他们显得单纯、直爽、豪气,不会藏着、掩着,拐弯抹角。他们总会让人有些惊奇,因为他们没有给人过渡和适应、理解的过程。他们常使人不太理解,因为他们的思想早已越过了心思缜密的人内心里的千山万水,直达事情的本真。他们做了就做了,不会去说许多让人感谢的话。他们觉得自己做的就是应该做的,不是让人感谢的,也不是让人回报的。所以,山西人奉献了很多,却常常不被人知,甚至还要承受一些得了自己帮助的人的指责、误解。他们只求自己心安理得,并不求别人的感恩戴德。山西人,是黄土高原上的大树,迎着风,挡着雨,缺少水分的滋养,但无论如何,他们都默默地挺立着,直直地,不言不语,构成了我们生活中一道骄傲的风景。

  山西人,就是我们民族非常生动、非常真实的缩影。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直达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了解了山西人,就走进了我们的民族。

  三、《走西口》的艺术追求

  《走西口》的成功首先在于它在情感与思想上的深度追求,它不满足于为我们讲述一个创业的故事,而是力求能够展现我们民族的精神品格。尽管在这方面并不是尽善尽美,但我们不能回避或者否认它的努力。《走西口》在人物塑造上也做了积极的探索,可以说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西口人物的百景图。不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有非常鲜明的个性。而且,它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出一种“向善”的理想境界,极力挖掘人物内心的复杂性,突出其善良的品质。即使是诸如土匪头子刘一刀,也有他内心世界中能够让人理解、尊重的东西。他是一个“盗亦有盗”的生动形象,表现了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走西口》中,要特别提到几位女性形象,十分生动,十分感人。田青的母亲,是一位深明大义、坚强宽厚的女性,可以说是我们精神家园的象征,是我们文化之根的“符号”,不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我们永远的家。她以自己的德行教育、培养了田青。可以说,我们民族的精神就是通过这样的母亲得以延续、传承的。丹丹是一位像水一样沉着、宁静的女性,为了他人,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她总是给别人以宽恕、理解、牺牲,而自己的心却比岩石还要坚强、镇定。翠翠是一位大义大爱的火一样燃烧的女子,为了别人,宁可烧毁了自己,也在所不惜。所以,她可以独身“闯”西口,可以为了自己爱人的家而屈辱地出嫁,可以深入匪穴,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来遮挡射向爱人的子弹。豆花是全剧中最为完美的女性形象。她融美丽、妩媚、刚强于一体,集智慧、果敢、温柔于一身,既有农家女儿的朴实,能够吃苦,勇于担当,又接受了新式教育,有宽阔的眼界、心系天下的情怀。她的可爱不是她自己的,而是我们民族的。可以说,豆花是集东方女性所有美好品格于一身的典型形象。

  电视剧本身是一种满足大众审美需求的艺术。它的成功除了对深度的追求外,还应该有能够支撑剧情发展,吸引观众的其他的因素。在这方面,《走西口》也做了积极的努力。在这里,有爱情,而且还是“多角恋爱”。如田青与翠翠、豆花、裘巧巧;田青的母亲与田耀祖、徐木匠等等。但是,《走西口》没有落入情色的俗套,而是处理得感人至深,其原因就是作品强化了真情,强化了大义,强化了对情欲的克制。所以整个作品显得既富有人情味,又没有低俗之感。这里也有“暴力”,主要是与土匪的交手。但是,也都处理得有节有度,没有渲染暴力的血腥。《走西口》也十分注重情节的悬念,可以说很好地吸引了观众。其中,对许多矛盾的解决充满了智慧。这些因素的存在,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视性。当然,它的拖沓,以及田青三次入狱等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编导想象力的局限。

  《走西口》也比较好地处理了几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蒙、汉不同民族的关系。他们实际上同在一片蓝天下,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亲如兄弟。二是做生意与搞革命的关系。晋商一直以来有着非常突出的家国情怀。他们在做生意的同时,参与国家的大事是非常普遍的。由于作品选择的时间段是上世纪初,那么,当时的晋商、晋人不可能脱离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实际上晋商在当时创办现代教育、组织护矿活动等也是史有明证的。他们舍家为国的义举,是晋商、晋人高贵品格的真实再现,是对电视剧品格的提升。在《走西口》中,“走西口”是主要的情节线,革命隐在了生意之后,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时代的激荡。但作品决不是讲述一个纯粹的关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这样,就使作品更加亲切,更贴近了观众的内心。

  总之,尽管《走西口》还有很多可说可议之处,但它仍然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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