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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西征与杀虎口的繁荣  n
编辑:周昱丽     2016-04-29 17:29:41       来源:三晋道

  杀虎口位于右玉县城北35公里的晋蒙交界处。据清人《朔平府志》载:杀虎口“直雁门之北,乱嶂重叠,崎路险恶,数水交汇,绾毂南北,自古倚为重塞。”“其地内拱神京,外控大漠,实三晋之要冲,北门之扃钥也。”    
      明代为了防止鞑靼、瓦剌南侵,修筑了万里长城。为了加强长城防守,于嘉靖三十三年(1544年)在杀虎口修筑了城堡,万历四十年(1615年)又在旧堡南修筑了新堡平集堡,两堡连环为一,能攻易守。    
      明隆庆年间化干戈为玉帛,在这里开设马市,允许蒙人用马匹等畜产品与汉人换取他们所需的生活日用品。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廷在这里设立户部抽分署,专门征收山西北部到陕西神木一带的进出口关税。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夏,清朝政府平定“三藩”叛乱之后,原来伪装恭顺的准葛尔噶尔丹部,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攻掠喀尔喀蒙古,随即掀起了反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大规模武装叛乱。    
      在这种严重威胁国家统一的形势下,康熙亲率大军征讨。清政府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起,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终于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最后平定了叛乱。    
      在康熙、雍正到乾隆三位皇帝,历时50多年的征服准葛尔噶尔丹部,以及在与以策妄阿拉布坦、阿睦尔撤纳为代表的反动贵族首领的斗争中,杀虎口一直是处于“大本营”的地位,担当传递情报、运送军粮军饷等供应给养的重任。    
      为什么清廷西征要选杀虎口为大本营呢?这主要是由杀虎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条件决定的。
      杀虎口位于山西最北部,处于晋蒙交界处。明代一直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为蒙古土默特部占领。到清初,如今的呼和浩特和包头城还是荒漠古堡,交通经济尚不发达,而杀虎口已是有一定规模的茶马贸易集市。    
      从地理条件看,杀虎口东面的唐子山峰峦层叠,蜿蜒交错,一直通向燕山山脉,而西面的大堡山一直连通晋陕狭谷的崇山峻岭,苍头河从中由南向北逶迤其间,杀虎口正处塞内与塞外交通的咽喉要道。苍头河最窄处仅数十米,最宽也不过300米,河谷至山头高差约300多米,河谷两厢基岩裸露,山崖陡峭,嶙峋雄险。《水经·河水注》称其为中陵川水,北魏又称“参合陉”。    
      由于苍头河经杀虎口西北流30里后向西流人内蒙和林格尔境内的浑河归人黄河,这样西征大军就可以沿苍头河流域人浑河流域,进入黄河流域,直通河套地区。根据古人依山傍水安营扎寨的军事原则,杀虎口是最理想的大本营。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曾对西路督运官下旨:“挽输朔漠车辆,甚为紧要。尔等其会同山西巡抚,动支正项钱粮,速行备造……挽车兵卒,给予行粮,地方官有才具者,任尔等选择带往,其管兵官员,与车人等,亦必择精壮者用之。”“西路挽输较中路尤为紧要……要著原任兵部督辅右侍郎王国昌,大理寺卿余成龙往助,增造运车四百辆,亦著动支正项钱粮。”康熙所说之西路,就是指从杀虎口出发的这一路。为了确保征讨大军在西路畅通无阻和粮队安全运行,从杀虎口起,每百里设一台站,每台站又设兵“会台守卡”,台站之间经常联络。运粮车队又分为若干“运”,每“运”又分为若干“营”,康熙年间的三次亲征,三路大军十几万人,负责运送粮草的又是十几万人马,人来车往,络绎不绝。    
      为了西征战略的实施,清政府采纳了一系列措施,保证西征路线畅通,重点是保证杀虎口这个“大本营”有雄厚的实力。围绕这一战略,清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是在军事上。清初,在明代沿长城一线“九边重镇”的基础上,于长场面沿线设三十营为京师之屏障,而杀虎口协镇是三十营重中之重,派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把守。当时杀虎口八旗绿营兵就达四五千人。    
      二是在行政上。清雍正三年(1725年)在右玉县设朔平府,管辖右玉、左云、朔县、马邑四个县还有宁远厅(今凉城地区)、归化关(今呼和浩特)。    
      三是在政策上。清政府从顺治七年(1641年)始在杀虎口设税关,专门负责征收东白天镇,西至陕西神木一带的进出口关税。同时在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市设分关,沿长城内外设局十卡,即在大同得胜口,河曲、保德、包头、归化城、托克托、兴和、阳高、天镇处设税收分局、支卡。这些税收直属户部管理,这样保证了西征军费所需。    
      四是在组织上。在杀虎口这样一个边关小镇上,设立八大衙门,即户部抽分署衙门、中军都司衙门、协镇衙门、驿传道衙门、巡检司衙门、副将衙门、守备衙门、千总署衙门。这些衙门的官吏,不是皇亲国戚,就是朝廷命官。就是在这里经商的人也都戴上了红顶帽。杀虎口商人秦钺早先也只是康熙西征时的一个杂役,后来成为大盛魁的经理,捐上了四晶顶戴,乾隆皇帝还专门为其颁发可在蒙古任何地方经商的“龙票”,这就是皇帝的特许通商证。    
      晋商就是抓住清军西征这个契机,以杀虎口为跳板,跟随西征大军走向大漠,走出国门,走向辉煌的。
      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在康熙年间费扬古部在杀虎口驻防时,其创始人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在费扬古的军队中当厨夫或服杂役。同时,也为部队采购一些生活日用品。由于他们经常出入于边关集市,同蒙古人进行交易,逐渐学会了简单的蒙语,懂得了一些蒙古人的礼节和生活习惯。当费扬古的部队在康熙统帅下,西征进人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时,王相卿、张杰、史大学等也以小商小贩的身份,肩挑货物随军前往,作随军贸易生意,不久便以他们三人为主体,与杀虎口的当地人合伙开了“吉盛堂”杂货店。这些人先是专为康熙西征大军服务,供给日常生活用品,后来就发展到与驻军及当地的老百姓进行贸易活动。《圣武记》中记载:“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辄辟清汗莱,长子孙,百无一还。”军队驻扎的地方“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杂辏——繁华富庶,甲于关外”,“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纷。每逢八栅尔会地,摩肩雨汗,货如雾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牛马麦面蔬瓜之贱,浇植贸易之利,金银铜矿之旺,徭役赋税之简……茶、马、布缎互市之利,又皆什佰内地”。西征不仅平息了叛乱,也为晋商打开了发展的通道。晋商保障西征大军的后勤供给,繁荣驻地,也发展了自己。杀虎口正是晋商发展的一个跳板,使晋商走向历史的辉煌。因而杀虎口也就有了日进斗金斗银之说。    
      在此期间,杀虎口既是西征大军的后勤供给大本营,又形成了北方最大的贸易集散地。当时在杀虎口的山西商人大多摆摊设点,有商店、旅店、采购、加工、贩运、邮政等作坊店铺上千家。杀虎口虽系边关要塞,但是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商路驿道。从蒙疆地区贩运羊马的商贩,进入杀虎口分三路销往中原内地。一路经平鲁、五寨、洪洞、赵城到达河南;一路从左云、朔县、宁武、静乐到太原、祁县,最后到达晋东南;一路由左云、浑源、五台到达冀西北定州一带,或者从大同、阳高直达北京、天津、溏沽一带。    
      当时的杀虎口真可谓商贾云集,灯红酒绿康熙三十五年(1697年)十二月初七,康熙皇帝西征归来,就驻跸杀虎口九龙湾,从此杀虎口又沾上了帝王之气。在清代的200多年期间,杀虎口像长城上的一颗明珠,辉煌灿烂。当年,晋商富甲天下,而晋商的多数正是从杀虎口发家的。


  摘自《文史月刊》2004年第09期;本文作者:王德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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