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 首页 >  文化山西
杀虎口税关始末
编辑:周昱丽     2016-04-29 17:29:39       来源:三晋道

  一

      杀虎口税关东起山西天镇,西至陕西神木,北到包头、呼市,是“钦差督理”的税收监督衙门。
      当时全国只有39个常关,杀虎口税关是有清一代山西唯一的常关。从顺治初的1650年设立到民国28年历时280年。
      《清史稿》征权一节载:“顺治初,定各省关税,专差户部司员督征。”“张家口、杀虎口二口专差满蒙官。”
      据清《朔平府志》载,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清廷在此设户部抽分署,后称税务监督公署,直属户部所辖。户部抽分署的最高长官,由满洲宗室贵族所谓的“黄带子”、“红带子”充当,在户部充任员外郎一类的闲散差事。在京官中,他们地位比较低下,领取微薄的俸禄。但出任张家口、古北口、杀虎口的税务监督后,他们就成了“钦差”,其职务是“钦差督理××口税务监督”。在杀虎关衙门上,排有“户部钦差”的牌匾,为此,人们也称其为“户部衙门”。    
      杀虎口的户部衙门,设在杀虎堡(旧堡)与平集堡(新堡)之间的中关路北,这里地处两堡中间,是明代马市的贸易市场,也是杀虎堡的中枢地带。在杀虎口的八大衙门中,户部衙门位居首位,监督自然也就是八大衙门中地位最高的长官。他们过着锦衣玉食、豪华无度的生活。这样的“肥缺”,就连皇亲国戚也垂涎三尺,因此,他们的任期只能是一年一更换,更换的日期精确到日,一日也不能拖延。    

      二

      据《清史稿》载:由于杀虎口、张家口乃京城两翼,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康熙五年,“各关税均交地方官管理,……唯两翼张家口、杀虎口如故,只差户部司员”,而不放归地方管辖。    
      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八年,给事中苏拜上书:“地方官兼关税,事务繁多,且恐畏惧上司,希图足额派累商民,复定税额较多之(税关)仍差部员督征。”    
      雍正元年时,各关税“胥役分外苛求,是年定各关税务俱交地方官管理,惟崇文门仍差内务府官,山海关、两翼、古北、潘桃、杀虎三口及打箭炉仍差部员”。    
      由此可见,其它关口的税收可放可收,唯独张家口、杀虎口的税收一直牢牢掌握在户部衙门手中。杀虎口税关的职能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强化。
      雍正五年,“河宝营(即河曲、保德)木植税由杀虎口监督征收”。雍正十三年又决定“潘桃、古北、杀虎三口给商务票,兼满、汉、蒙三体文字”。“山东、海口各洲县又设两联印票,填注客商年貌籍贯船只字号、梁头丈尺、豆石数目、出口年月,分给商船回日查销”。乾隆四年,又“定归化城木税额归杀虎口征收”。    
      归化城木税由杀虎口管理后不久,便发生了“包头乌拉山偷漏木税案”。大体情况是:
      乾隆四年,驻守右卫(今右玉县)的将军移驻绥远。当时任绥远的将军是保德。保德看见大青子以西的乌拉山上长着参天大树,便见财起意。他派人到山上采伐木材,又将其捆成木排,沿黄河顺流而下,运出去卖高价,仅此一项,保德就侵吞国库税银18000多两。此外,保德还接受部下贿赂5000两。案发后,乾隆皇帝派协办大学士刘统勋负责查办,保德被依法判以死刑。在此期间,又一并查出山西巡抚明德、布政使蒋州、按察使杨龙文、太原知府七赍等人截留关税,侵吞税款2万多两,修建绥远城偷工减料等一系列案件,乾隆皇帝气愤地说:“山西一省藩臬鹏比作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至于此极,朕将何以信人,何以用人”(王氏《东华附录》)。    
      乾隆二十六年,又“设归化城总税局并绥远、归化、和林格尔、托克托、萨拉齐、西包头、昆都仑、八十家等口,差蒙古笔贴式二员分督征收牲畜税。”以加强对税收的监督管理。    
      这一时期,杀虎口的税收机构由原来的六局三卡增加为八局十卡。此外,还增设了平鲁的西镇川堡分局、阳高的小村分局、天镇的新平堡分局、兴和的高庙分卡、大同的东镇川堡分卡和杀虎口南门分卡。乾隆二十八年,“归化城税改归山西巡抚遴员征收”。    
      乾隆三十三年,定“山海关、张家口、八沟、塔子沟、三座塔、乌兰哈达、多伦诺尔交直隶总督,杀虎口、归化城交山西巡抚”。
      乾隆五十八年,“定西洋除贡船外,别项商船不得免征,以杭州织造归盐政,南北二新关交巡抚管理,开山西得胜口归杀虎口监督稽征。”
      由此看来,这块肥缺不论是收归户部还是划归地方管理,都一直在清王朝的议事日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从中也可以说明杀虎口的税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最近在杀虎口发现的嘉庆十九年(即1814年)时任监督杀虎口税务的内务府郎中恒桂上报嘉庆皇帝的奏折中得知,“自嘉庆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十九年闰二月二十九日止,计六个月八日,征收税银二万三千二百五十两三钱八分五厘。臣恒桂自三月初一接收起至八月二十一日,计五个月二十一日,征收过税银二万二千五百八十五两七钱五分二厘。前后统计,一年共征收过陆路货物正耗银两四万五千八百四十两一钱三分七厘。”    
      据有关资料考证,嘉庆中后期到道光、咸丰年间,杀虎口上交户部的关税增到年收入五六万两,最高上到8万两之多。以此推算,杀虎口的年均总收入可达白银三十五六万两。当时曾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
      南有绍兴府,北有杀虎口。
      先有杀虎关,后有绥远城。
      杀虎口的监督税务衙门及其支局分卡,下设有4个经承,4个头役,以及贴书、巡役,额定编制为40家“房缺”,60家“班缺”。“班缺”的公开标价为1600两银子,“房缺”的公开标价是3600两银子。一旦有缺,就可公开出售给有钱人家的子弟充任。    
      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由此归化关的强化,杀虎口的业务越来越少。
      据《清史稿》记载:嘉庆二年“复减各关赢额数,于是定户关坐粮厅六千两,天津二万,……归化城一千六百,山海关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七,杀虎口一万五千四百十四,张家口四万五百六十一……”“潘桃、古北、杀虎三口竹木税向无赢余,无庸更议”。    
      咸丰九年,“山西设筹饷局收行商药税及百货厘捐,于各隘口设七总卡及各分卡”。

      三

      1912年民国成立后,“杀虎关”改为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杀虎口税务监督公署”。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派自己的学生甘云鹏任杀虎口税务监督。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杀虎口税关归察哈尔财政厅管辖,杀虎口税关的监督兼任京绥铁路局局长。
      1928年晋军统治绥远后,将杀虎口和归绥的塞北关合并,阎锡山在此设立了“厘金局”,税上加税,客商苦不堪言,杀虎口因逐年萧条而最后关闭。这样,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起,到民国28年,运转了280年的杀虎口税关,在经历了兴起、繁荣、衰落三个阶段后,宣告结束。    
      在这280年间,晋商就是从这里走出塞外,渡朔漠,过瀚海,打通了横跨欧亚的商贸大通道,使晋商走出国门,走向繁荣,走向辉煌。
      在这280年间,杀虎关为大清的兴盛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而随着京呼铁路的开通,伴随着火车的一声嘶鸣,这个繁荣了280年的古税关也停止了运转。


  摘自《文史月刊》2005年第03期,本文作者:王德功

黄河新闻网手机版 黄河新闻网官方微信 山西省委社情民意通道
分享到: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