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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晋商
编辑:周昱丽     2016-04-29 17:33:48       来源:三晋道

  我喜欢读历史小说。我认为,作为历史小说,应该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有故事情节,或称之为故事性。故事是小说的核心,没有故事就称不上小说。二是符合历史真实,或称之为真实性。“大话”或“戏说”之类的胡编乱造、胡说八道,你可以称它为任何一种小说,但它不能称为历史小说。作为小说,故事当然可以虚构,但捕风总要有影,要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在中国当代写历史小说的作家中,我最敬佩高阳和唐浩明。高阳的《胡雪岩》和其他历史小说,唐浩明的《曾国藩》等三部历史小说,尽管也不是事事有根据,句句有出处,但却无一“大话”或“戏说”,这才被人作为从商或从政的必读教科书,而且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时代。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重农轻商”,商人再有钱,也不入流;小说亦不作为文学的主流,不像诗词、文章一样能上得了台面。于是,这不入流的小说就写起了不入流的商人。明代的“三言二拍”,许多篇小说都是围绕商人写的,《金瓶梅》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商业小说。从这些小说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年的商业与商人活动。在现代,小说的地位提高了,商人的地位也提高了,但小说对商人的关注并未削弱,所以,以商为主题的小说进入一个新层次。这个新层次,不仅是数量多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质量提高了。不是以讲商业故事为中心,而是要揭示错综复杂的商业活动与竞争背后的规律性东西。读这类小说,给人启发颇多。

  现代的商业小说,当然是以当代题材为主,但也不乏历史小说。高阳的《胡雪岩》、唐浩明的《张之洞》就可以归入这一类。随着晋商、徽商越来越受到关注,这类小说(包括改编的电视剧)也越来越多。但不客气地说,这类小说中达到高阳、唐浩明水平的几乎没有,更别说超越了。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很少有需要沉淀的大作问世。

  写历史小说,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有文学天才,会编故事;二是研究过历史,起码要熟悉自己所写的事情。能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太不容易了。有些写商人的历史小说,故事编的倒蛮有趣,但离历史太远了,如写晋商的《龙票》。有许多研究商帮历史的人根本不会写小说,连写的著作都索然无味,何谈小说?不过,我也并不是一概否定。有些写商帮的小说起码还是有可读性,也能给人以启发的。在写晋商的作家中,我很敬佩两个人,一个是山西的成一,另一个是内蒙古的邓九刚。他们都有作家的天分,故事编得不错,同时对晋商又有较深入的研究,所编的故事不离谱,且能揭示出晋商一些制度上、文化上的内在特征。这里我就想从成一的《白银谷》和《茶道青红》,以及邓九刚的《大盛魁》(一、二)来谈谈这些小说对晋商分析的独特之处。我在众多的晋商小说中,挑出这三本,就在于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晋商小说。

  《白银谷》和《茶道青红》分别出版于2001年和2009年。作者成一出生并生活在晋商的中心太谷,又长期研究晋商,且有成就。《大盛魁》第一、二册出版于2008年,目前仍有第三册未出版,作者邓九刚出生并生活于晋商的活动重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研究晋商颇有名气。据我的推测,《白银谷》当以乔家为原型描写了清中后期的票号业,《茶道青红》当以冀家为原型描写了清前期的茶叶贸易,而《大盛魁》原型自然就是历史上真实的大盛魁商号,以它们在内外蒙古、俄罗斯一带的贸易活动为主。小说中都有颇具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且许多情节都有历史事实,即使有一些虚构的也不违背历史的真实性。

  这些小说都展现了晋商艰苦创业、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感人至深的经历,也反映出晋商在风云变幻、激烈竞争中的大智大慧。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在这众多情节中始终抓住了晋商最核心的东西——制度创新和晋商文化。

  中国明清两代有十大商帮,但晋商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商帮。这种第一,在我看来,不仅仅是历史最长、商业活动范围最广、积累的财富最多、大院最辉煌,更重要的在于晋商创造了一套当年极为有效,而且今天也让我们自叹弗如的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这些小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反映了这套制度和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起过什么作用。历史小说比论文或专著的优势就在于,论文或专著必须言之有据,无一字无出处。但历史上关于晋商的记载太少了。不仅正史没什么记载,堂堂一部《清史稿》,晋商只有范毓宾进入,且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商业成就,而是他为清政府运送军粮,且被封为太仆寺卿(正二品)。即使是《清稗类钞》之类的野史、笔记也只有极少、零星的记载。但小说则可以发挥想象的空间,按照历史的零星记载和历史本身的逻辑,把所缺的历史演绎出来。这种演绎尽管不是严格的有一分事实讲一分话,但大体上仍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决非“大话”或“戏说”。

  晋商在企业制度上的贡献就在于创建了中国企业的股份制制度。据历史记载,晋商的股份制产生于清嘉庆、道光年间,道光元年是1821年。据此推测,晋商的股份制应该形成于十九世纪中前期,与西方的股份制大体在同一时期。股份制作为一种筹资的方式在十九世纪以后的晋商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参与一个商号或票号的股东不仅有家族内的成员,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家族外成员,这就使晋商的企业突破了传统的家族企业模式,向社会化的方向发展。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今天所说的公司治理结构上的突破。在股份制的基础上,晋商又实现了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被称为“伙东制”、“东伙制”或“伙什制”,即东家作为所有者,决定重大事务,而经营管理完全交给以大掌柜为首的伙计。正是这种企业制度上的突破,使晋商在十大商帮中成为第一商帮。

  晋商的股份制与伙东制的形成不是向别人学习的成果,也不是什么伟大人物设计出来的,而是企业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它形成过程的历史并没有系统、全面的文字记载。成一在《茶道青红》中用虚构的故事展现了这个过程。尽管没有更多的资料来证明,但读来让人感到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在这里小说的写法就显示出其优越性,而且对后人也不乏启迪。

  《茶道青红》中的康家从雍正年间起就从事恰克图的茶叶外销生意。按其创业者的遗言,东家是要兼任大掌柜的,任何事情都要亲历亲为,手下的掌柜只是帮手。下一代康乃懋兄弟才能平平,再下一代亦年轻,但在正常情况下仍可以维持。乾隆四十四年,中俄两国由于对一起边境纠纷的处理争端,导致清政府把恰克图口岸关闭,停止两国贸易。康乃懋外出俄罗斯无法返回,其子康仝霖尚不能接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靠夫人戴静仪接手大东家兼大掌柜。戴氏亦大户人家出身,其娘家乃祁县有名之大商家,且能力极强(真实的历史上,冀家的夫人马氏应为戴氏之原型)。当时外销茶叶被禁止,时局艰难,戴氏亦自感不支,遂让冯得雨等原来的掌柜当大掌柜,交给他们经营管理权。这就是两权分离之始,以后封关取消之后,康乃懋回来,经过了一番曲折才最终认可了戴氏作出的两权分离决策,伙东制正式形成。

  从小说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伙东制的产生是逼出来的。当东家认识到不采用这种制度,企业就要完蛋时,才不得不把经营管理权交出来。这种倒逼机制是一切制度改革的共同特点。在形势大好时,人们满足于现状,不思改革,而且成绩也可以掩盖所有问题。但有了问题,面对生死存亡时,人们不得不找出路,这时就有了制度创新。历史上所有体制改革或制度创新都是逼的结果,这也是“危机”中的“机”。从历史来说,晋商的这种制度创新仍有两种“逼”。一种是《茶道青红》中所写的出现严重问题。另一种则是企业要做大,东家的能力不够。例如,当年西裕成颜料铺的东家李大全想办票号,但他不懂业务,这就把经营管理交给大掌柜雷履泰。乔家的经营几乎涉及所有行业,但他不能事事亲历亲为,也不是事事都懂。于是请了马荀负责包头的商业,阎维藩、高钰负责票号。晋商的成功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有一批忠于东家、又精通业务的大掌柜,是他们撑起了晋商的一片天。大掌柜能起到作用正由于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实行了两权分离的伙东制。

  现在许多私人企业家也希望实行这种制度,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职业经理人。晋商比他们幸运,就在于有这样一些人。作为大掌柜的职业经理人有两个条件。一是忠诚,不能搞不利于企业和东家的败德行为;二是精通业务。《茶道青红》中的冯德雨等人跟了康家两代,而且他们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作为基本为人准则。康家与冯德雨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道德风险。而且,在跟随康家创业人走南闯北的从商活动中,冯德雨处理过各种事务,业务已经炉火纯青。在真实的历史中,晋商的大掌柜们都有这样的品质和能力。其实晋商的股份制和两权分离,在制度设计上是有重大缺陷的。这就是东家承担无限责任,而大掌柜只享有“权”与“利”,并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责任。这种有重大缺陷的制度,能在晋商中起到好作用,就在于大掌柜们的职业道德。诚信的企业文化弥补了制度上的缺陷。这就是晋商企业文化的作用。

  大掌柜忠于东家,勤于业务的原因,不仅靠企业文化,更重要的是激励机制。在十大商帮中,晋商首先推出了身股制,即大掌柜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身股,可以参加分红。这样,大掌柜个人的利益就与企业密切相关。企业获得高额利润,大掌柜也得到丰厚的收入。成一在《白银谷》中对这种制度有详细的说明。身股是大掌柜等管理人以劳绩、功绩入股,而且在分红时“分赢不分亏”,即赚了钱可以分享好处,但赔了钱并不用承担损失。一般而言,四年一个账期,拥有一份身股的大掌柜可以分到一万两银子。这就是说,除了吃、住、穿、用由商号或票号供给,且每年有一百两银子的薪金养家之外,每年还有两千五百两银子结余。而当年的县官包括养廉银在内的全部收入每年仅有一千两银子,且要自己生活、养家,并支付师爷的工资。身股制是晋商在企业制度上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有两权分离给了大掌柜充分的权,又有身股制给了大掌柜足够的利益,他们能不忠于东家、并勤于业务吗?

  当然,世界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十全十美的,也没有一种制度是永恒的。晋商的股份制,两权分离,身股制都是这样。邓九刚在《大盛魁》中描写了这些问题。大盛魁是在清康熙年间由山西人王相卿、史大学和张杰创建的商号,如今在呼和浩特市仍有这个商号的遗迹。《大盛魁》不仅描写了这个商号商业活动的辉煌,而且揭示了晋商制度中的问题。在东家有权威、大掌柜忠诚时,两权分离有效率,《茶道青红》中的康家具备这样的条件,大盛魁经营的早期也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成功。但到了后期,这些条件不具备了,两权分离就出了问题。

  《大盛魁》就描述了这个商号后期,东家股权分散,且以个人金钱利益至上,大掌柜们控制了企业,与东家对抗的经历。从东家来看,经历多代,子孙已无事业心,只关心从商号尽量多分钱,这就形成对商号竞争力的削弱,东家已不是当年的东家。从大掌柜来看,历代的经营管理,使他们有了权威,或为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即今天所谓的“内部人控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从合作走向对抗。小说中大东家之一史家的人不惜向官府告发商号走私茶叶,这就是为一己之私利,置大局于不顾了。东伙制演变到这种程度,危机就来临了。在晋商真实的历史上,大掌柜控制企业,作出了不利于东家的事,东家整天吃喝玩乐,放弃了权力,这种事也并不少见。大盛魁的垮台正在于“后期用人不当,一些掌柜挥霍浪费惊人,侵吞号款事件屡有发生”(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其原因则是大掌柜的“内部人控制”。

  从根本上来说,晋商的失败是农耕文明败给了工业文明,黄土文化败给了海洋文化。晋商是植根于农耕文明中的商业,尽管它从事的不是农业,但处处浸透了农耕文明的特点。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商和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商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我们也不是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农耕文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农耕文明中还有许多我们应该继承的东西,当然亦有许多值得汲取的教训。研究晋商正是为了吸收农耕文明中那些有益的东西,并汲取教训。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要去读那些研究晋商的论文与著作不太可能,读晋商小说就成为一种在休闲中学习的好方法。读一本好的晋商小说,会被它引人入胜的情节所吸引,合上书想一想,有敬佩有感叹。今日的企业也需要两权分离和激励机制。晋商当年所为的,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同时我们也要避免他们的各种问题。

  一本严肃的历史小说给人的启迪是无限的。把我的体会写出来,还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去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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