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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500余年的柳氏家训
编辑:秦彦龙    2017-11-03 08:41:26    来源:山西日报
原标题:绵延500余年的柳氏家训

  永济市柳宗元纪念馆正殿。

  河东柳氏能兴盛数百年,背后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家风、家教做支撑。无论是从史书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印证着这一点

  〖核心提示〗

  从魏晋到隋唐,柳氏是河东著名的门阀士族。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3人之多。柳宗元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见《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但到了永徽年间,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趋衰落,柳宗元曾祖、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永济市作为柳氏家族的祖籍地,历来研究柳宗元的专家学者众多,成果颇丰。

  深秋的天气明显变凉,但午间的柳隐山,难得一见的阳光照在身上,感觉暖洋洋的。

  申三才是柳氏祖茔和柳隐山景区的管理者,也是柳氏文化的研究爱好者。他陪着笔者一行参观柳氏遗迹,边走边介绍,柳、薛、裴“河东三望族”的前身都是士族。士族的兴起之初,还是很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并不像后来腐朽没落的样子。在世人的印象中,士族大多不思进取,凭门第就能做官,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在奢侈中腐朽衰落。事实上,也有不少士族凭借良好的家风、家教、家学,获得了文化声望和影响力,俗语说“三代家学成士族”,也就是说,士族并不全是靠世袭,而是靠家教、家学奠基,逐步走出来的。所以,河东柳氏能兴盛几百年,背后肯定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家风家教做支撑的,无论是从史书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印证着这一点。

  柳氏家风的传说

  站在永济市虞乡镇中心柳宗元广场,听着“柳门空石”扑朔迷离的传说,让人为之神往。该石现已裂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就像人的面部和牙齿,下半部分就像仰天而睡、四爪朝天、半闭眼的一只驯服的老虎,令人称奇。乾隆年间的举人李瑛曾在《柳门空石记》写道,“石高四尺许,无雕琢之痕,洞通四面、纹成自然、玲珑苍古、灵异奇特。”民间相传,每逢月亏夜深万籁俱寂之际,宝气四溢,华光闪烁,隐约可闻“咯咯咯”的雄鸡鸣叫之声。

  同行的邓解放老先生,退休后长期致力于研究虞舜文化。对柳氏文化也是十分熟悉:“咱虞乡和柳氏家族的故事很多,柳宗元同宗八世祖柳崇,在南北朝时的北魏做官,是本县的中正,后来当了太子洗马,专管太子的书籍和资料,属三品大员。方正大度,学问品行都很好,退休后就住在虞乡镇洗马村,因为他的官显名扬,家规廉谨,深受村里人推崇,也就有了洗马这个村名。”

  “就连唐玄宗李隆基也曾向人说,朕听说柳家的家风优良,家中女子都有贤德,为朕推荐一位合适的入宫吧。之后,有人便推荐了柳范的女儿,这位柳姑娘刚入宫就被李隆基册立为婕妤,她因为家风熏陶,很有才学和女德,深受李隆基的敬重。她先后为李隆基生下了长女永穆公主和第二十子延王李玢。”

  今年78岁的中国柳宗元协会理事祁世坤老先生说,柳宗元在《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中写过叔父“邑居于虞乡”,应该是祖籍的具体所指。并且柳氏祖庄祖茔,就位于永济市虞乡镇。清光绪年间所修的《虞乡县志》载,“唐柳子厚先茔在县北五里阳朝村南,有数大冢,今其地犹称柳家坳”,又“柳子厚堡在县北二里刘家营村南,颓垣尚存,今呼为城厢”,“城西至柏梯寺有柳道,左右井皆称柳家井”。近年在虞乡还找到了落款为“岁在乾隆丙寅季春吉旦”的一块“柳氏先茔”的碑石,都印证着柳氏家族与永济虞乡的深厚渊源。

  丰富的文物遗存和优美的柳氏家族传说故事,让当地的文人们魂牵梦绕,将心中对柳宗元和柳氏家族的情怀诉诸笔端。出生在虞乡的诗人张旭林先生曾写《柳侯祖园吟》:“柳侯玉像故园矗,柳门空石耀宇寰。昔日福民誉千秋,今朝万家颂前贤。”

  虞乡附近还有一个枣圪塔村,尚有柳氏人家聚居。我们上门拜访了解到,此一柳姓是明末由浙江三板桥返迁回虞乡的一支东眷柳,有家庙神轴和祠堂石碑为证。

  柳氏家训的影响

  距离谷口大约1小时路程,我们在柳隐山山腰看到几眼窑洞,据传那就是“永贞革新”后,柳氏后人迁徙逃亡离开柳家坳后的临时住所。

  望着柳氏族人曾经隐居的山洞,祁世坤先生说,柳氏家族的家训家风的传承力量十分强大,不管家族兴盛也罢、艰难也罢,其家风的传承却是持续不断的。柳宗元为父亲写的《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就能明显看出这一点。柳宗元父亲柳镇随父母隐居在王屋山时,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仍然不忘家教、家风、家学,坚持研修学业,为堂弟及子侄讲解《春秋左氏》《易王氏》,勤勉不倦怠。这种家风传承,已成了深入骨髓的东西,成为家族的遗传基因。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500余年间,河东柳氏先后有129位名人见诸史册,其中宰相6人。除了特定的历史因素外,注重倡导家训应该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柳宗元为父亲撰写的《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士之称家风者归焉”,为叔父撰写的《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中“嗣家风之清白,绍遗训于儒素”,都流露出柳氏家族对家训的高度重视。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唐代河东柳氏家族的衰败和逃亡,又或是挖掘不够和疏忽,目前关于隋唐时期及以前柳氏家训的研究,并没有令人欣喜的成果。虽然沁水西文兴村的柳氏家训,使明代以后柳氏一族逐渐兴旺起来,但唐以前柳氏家训内容,仍是不少人关注的话题。

  祁世坤老先生讲,河东柳、裴、薛三著姓,由于家训家风各不相同,为官处事也就各具风格,柳氏俭断清明,裴氏宽厚仁爱,薛氏尚武果敢。柳崇曾为尚书右外兵郎中,当时河东、河北二郡闹界域纠纷……高祖派柳崇处理此事,他处事清廉公平,迅速稳妥解决了此事。薛胤曾为河北太守,乡间盗贼劫掠道路,薛胤到河北后,一次杀掉盗贼头领20余人,盗贼害怕,乡间安宁很多。而裴夙亦曾为河北太守,对待百姓和下属将心比己,推己及人,百姓都很称颂他。

  研究柳氏文化以来,柳氏族人“正直”已成了一个高频词。虞乡东南不远的东源头村,就有唐代壮武将军柳行满的古墓。柳行满属于柳氏东眷,官职曾为给事中,类似于现在的纪检干部,史书载其“以正直中伤,左授广州番禺府折卫都尉”。

  同在永济境内,还有着一支自报家门的河东柳氏遗族,这就是虞乡西去数十里黄河岸畔的西文学。他们自称柳氏后裔也是有实物证据的,永济市博物馆内目前还存放着出土于西文学村南的一块墓志铭,时为明朝万历四十五年,是展姓官员为其母而立,指其母柳氏是“唐子厚先生裔”。其墓志铭为:“明敕封太安人展母柳氏墓志铭”,文中提到“太安人姓柳氏,蒲文学里巨族,唐子厚先生裔”更提到“(老妇人)经纪其家,……益勤与俭”。表达出柳氏家训家风对外嫁女儿,进而对其家庭产生的良好影响。

  柳氏家训的解密

  河东柳氏的发展壮大根源之一应该是家训的教化力量。那么,柳氏家训的真容是怎样的呢?

  我们紧紧盯住《柳宗元文集》,断定柳宗元众多著作中肯定隐藏着渴望的答案。我们重点从柳宗元的表志、墓志、志碣诔等著作入手,从中力求发现柳氏家训的蛛丝马迹。先是找到柳宗元为父亲写的《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柳宗元写到,祖父柳察躬“世德廉孝,飏于河浒。士之称家风者归焉”。父亲柳镇“深处以修业”,皇帝褒扬他,命人制书曰:“守正为心,疾恶不惧。”他为叔父写的《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中写道叔父“居室孝悌,与人信让”,在《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中写道:“弘孝悌之德,振扬家声。其在闺门也,动合大和,皆由顺正。恺悌雍睦,莫有间言,故宗党歌之。”这些细节都透露出柳氏家族有着良好的家风,细致分析后,我们有了惊人的发现:

  一是提出了柳氏家族“四德”。在《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中有“兼备四德,具体而微,公之谓也”之句,将“孝、文、正、清”称为“四德”。“四德”的提出,按常理推测,在严肃端庄的墓版文中,应该不是柳宗元写文章时即兴的发挥和总结,不是他个人对叔父的一厢情愿的褒扬和敬仰,而是柳氏家族众人对柳缜在世时的所作所为的共识和公论。很大程度上,“四德”应该是自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来,柳氏家族发展兴盛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家训的核心内容,是在柳氏祠堂等家族公共场所,以明文公示的方式对柳氏后人的滋养和教化,是柳氏家风家训世代相传的明确内容。柳宗元在给叔父写的墓版文中,只是在遵照和套用“四德”的前提下,对叔父的具体德行的细化和阐释。

  二是提出了柳氏家族“四祖”。针对“四德”,每个“德”都提到了一个柳氏的先祖作为代表性人物,从春秋战国时的柳下惠、柳庄,到南北朝时的柳僧习、柳恽,时间跨度1200年左右。这4个代表性人物的确定,也不是柳宗元挥笔就可写出来的,所以,这4个先祖的确定,是柳氏家族在发展中经过若干代人的认知和选择,逐步确定下来的,让家族成员学习有目标,努力有方向。

  三是论证了“四德”“四祖”是柳氏家训的核心内容。墓版文中常有“宗人咸曰”字样。一般讲,宗人就是同宗之人;同一家族的人,一个庞大家族里的所有人。宗人咸曰,意思就是,家族里的人都这样说。按照常理分析:为什么家族里的人都这样说,就是因为大家从小在家训的熏陶浸染下,家族的人统一了对真善美的认知,对道德的感知。

  柳氏家训影响巨大,奠定了柳氏作为河东三著姓的家族精神基因,使得魏晋直至隋唐大约500年间家族的历久不衰、人才辈出。至于柳氏家族在唐代的衰亡,那是封建社会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我们应该从柳氏家训中看到家风家训的当代现实意义,从优秀的家风家训中汲取营养,为更好地开展家庭道德建设提供借鉴,在导扬风化中,让更多的大众认识到家风家训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国家的重要意义,自觉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孙 斌/文 郭 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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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宗元微档案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现运城永济虞乡)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在散文、诗歌、辞赋、游记、寓言、杂文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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