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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的人格魅力
编辑:周昱丽    2018-05-10 17:36:10    来源:《山西日报》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处于错综复杂的多种矛盾之中,在激烈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山西士阶层有着两种不同的走向:走上抗清,或是坚守气节不仕。后者则通过隐居的形式,进行个人或小文化群体的历史反思和斗争,研究明亡教训,探讨如何延续三晋文脉,通过复兴儒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关注民生。满清入主中原后,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为了巩固由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中央封建政权,特别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强力推行专制统治,但清朝统治者在社会上思想文化上的禁锢,导致士阶层在文化艺术的发展上受到阻碍时强烈的逆反心理的反抗。于是,社会的变革思潮,必然在对社会的观察和实践中找到切入点。在奋起反抗的仁人志士中,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异族压迫的傅山不与清政府合作,不妥协的精神具有代表性。这种表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傅山痛恨清朝政府高压专制,唯恐中华文脉的核心——三晋文脉由此断根;这体现了他当时对文化发展的根本态度。深刻说明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一个共性特征:每一时代的理论思潮,特别是文脉的延续,归根到底还是历史文化发展中矛盾斗争的必然。所以,他的捍卫中原文化观是在当时反奴性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的最突出的表现。因此,他的一生又可说是为捍卫并坚守中原文脉的理想,为捍卫三晋文脉的传承而执著斗争、创造性追求的一生。也正因为在当时中国士阶层中贯穿的这种捍卫本土文化的思路,涌现出思想解放的潮流,一时间,出现了不少进步的思想家,如省外的著名学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在山西则有傅山等。他们“汇合成为一个早期启蒙的思想潮流。”但傅山的 “反奴性、反流俗的精神却超过其他学者。”(张岱年:为 《傅山文论诗论辑注》所作《序》)在明亡清兴的若干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中,傅山是一位在总结批判古代文化,竭力倡导批判和创造精神的社会启蒙的先驱;在对古代传统文化思想的总结批判中,形成了他的社会启蒙思想。主要表现在:反对封建专制,倡导人性解放,批判宋明理学,主张学以致用等方面。傅山在诸多学术领域中才能卓著,有很高的成就。但是他首先是明清之际有着独立思想的一位社会启蒙思想家,他的一生亲身经历了明朝腐败灭亡和清朝兴立的历史大变迁。早年,他博研经史典籍、诸子百家、佛经道藏、医术,主张为学经世致用。秉性刚直不阿。傅山38岁前忠于明王朝,明亡后以反清复明为己任。明亡以后,傅山又和顾炎武等人积极参加反清斗争,曾被捕,在狱中“抗词不屈,绝食数日,几死。”(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出狱后又远行游学江南以谋反清活动,一直到53岁期间,长达15年左右。

      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九月,傅山的一位忘年交,祁县的戴廷轼在山西省祁县城内兴建了一座三间四层规模宏大的书斋“丹枫阁”,成为名宿志士结聚联络之所,实际上是明朝遗民秘密活动的据点。还撰写了一篇《丹枫阁记》,用晦涩的语言,委婉地表述了怀念明朝,立志反清的意向。傅山为“丹枫阁”题写了匾额,并加跋语。(匾现存祁县民俗博物馆)山西以及全国许多反清志士和文人学者,经常在丹枫阁聚会。以弘扬民族文化来对抗清朝提倡的理学,寻找政治上的知音和学术上的同道,一大批杰出的国内著名文化学者不远千里慕名而来。其中知名者除傅山父子和顾炎武外,有见于记载的约五六十人。如王士桢、戴本孝、黄道周、朱彝尊、屈大均、毕振姬、魏象枢、李孔德、阎若璩、阎尔梅等反清志士和学者。一时,海内名流来者甚众。名满天下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曾三次前来借此拜访傅山,并在松庄住过一段时间,将傅山当做自己的10位老师之一。当代海外研究傅山的著名学者白谦慎在分析这一现象时说:“数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中心都在南方。但在1660年和1670年代的山西,却形成了一个由南北学者共同组成,对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学圈。……作为山西本地文化领袖的傅山,自然就成了当时山西学术圈的核心人物。” “傅山和这些来自其他地区的卓越学者、文人的交往,使他得以获知新的讯息并置身于学术的前沿。其次,对于山西本地文化权威的傅山来说,这些学者并非只是学术上的同道,而且是他在学术上的竞争者。……” 白谦慎先生的分析,道出了傅山在山西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而又突出的地位,通过傅山与跨地区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使三晋文化与域外文化取得了互补,他既是出色的组织者、领导人,又是学术带头人和学派竞争对手。为什么在当时傅山的文化发展观已经造成了跨省市,全国范围的深刻影响?

      首先是他的反奴性、反流俗的人格精神超过其他学者。尽管傅山的伟大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民间对他的评价首推他的为人,认为他:“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学,学不如人”。作为思想家、艺术家、医学家的傅山,他认为作为文人的历史使命,首先应当是关心民生,他感慨地说出了“文章负荷难”的话。这里的“负荷”,就是要负起爱国救民的重任(当然,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他对于非汉民族采取了排斥的态度,也是他不足的一面)。其二,傅山本人是一个有多方面成就的思想家,在多种领域中都有着高深的造诣。他在书论、诗论、文论、医论等中提出了不少独创的见解,不论是在中国思想发展史,还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美学发展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一文中指出:“……要想使‘字’也表现生命,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就须用他所具有的方法和工具在字里表现出一个生命体的骨、筋、肉、血的感觉来。”“一个有生命的躯体是由骨、肉、筋、血构成的。‘骨’是生命体最基本的间架,由于骨,一个生物体才能站立起来和行动。”傅山先生无论是人品,还是书品体现出来的“骨气”,都可说是中国民族精神,特别是北方黄土高原雄美民风的代表。傅山说:“晋中前辈书法,皆以骨气胜,故动近鲁公,然多不传。太原习此技者独吾家,代代不绝,至老夫最劣,以杂临不专故也。”(《霜红龛集》卷四十《杂记》五)从中可以看出,重骨气的阳刚之美的追求,是他鉴赏和创作书法的核心审美标准。他说得很谦虚,“老夫最劣”正说明了傅山书法“以骨气胜”“杂临不专”,又说明他具有独创性自成一家。这说明,书法的美不是一种固定的属性,人的审美心理也是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变化着的。它一方面受书法发展状况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审美对象所处的时代、思想文化教养、审美追求等方面大文化背景的影响。建设集三晋文脉和现代气息于一体的特色文化名城,亟需的就是傅山身上这种思想自由解放,在文化交流中的互补与竞争中,敢于坚持优秀的传统文化,甘心丢弃个人功利的社会束缚,在寂寞和清贫的生活中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在各个领域中的创新,成了傅山一生所追求的审美境界,为了捍卫和发展中原审美文化,无论在审美文化理论上和实践上,傅山都付出了毕生艰辛的努力。

      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在 《中国思想通史》中评价傅山说:“在三百年前,援儒入释者有之,外儒内释者有之,但对于二氏之学与杨墨异端,都认为与儒家相反,斥之辟之不遗余力,没有人敢于公然研究,自命为异端,以干犯儒林传统的攻击。清初大儒也有吸收释道方法论者如王夫之,有兼赞墨学者如顾炎武,但他们都摆脱不开正统思想的形式。惟独傅山不然,他大胆地提出了百家之学,对于六经与诸子无可轩轾地加以阐发和注释,首开近代子学研究的蹊径,这不能不说是17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异军。”“傅山学术,由存世的《霜红龛集》看来,是以系统地研究或评注诸子百家为他的中心工作。”傅山的子学研究范围颇广,涉及老子、庄子、墨子、公孙龙子、荀子等。这在当时的学者中很鲜见,具有开创意义。因为在当时学术界,子学仍受歧视排斥,尤其是墨学,当时多数学者仍坚守孟子对墨子“兼爱无父”的批评,视其为异端。而傅山的态度十分鲜明,认为:“先有子而后有作经者”;提出要在子学的经典作品上甘于寂寞地苦读研究,深入挖掘总结,并大力弘扬子学中的思想精华,提出 “复古为解放”的古为今用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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