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称“民歌的海洋”。山西的一百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据统计，现已收集起来的民歌已逾两万首，且浓郁的地方色彩充溢其字里行间。上溯春秋时期，《诗经》中的“唐风”、“魏风”大都为山西民歌，极负盛名的《硕鼠》、《伐檀》也都是山西民歌。几千年来，山西民歌沉郁顿挫、情感浓烈，歌咏爱情的情炽意切，歌咏风物的率真天成，这一特色是全国任何一个地区的民歌都难以企及的。
民歌起源于山歌，顾名思义，山歌就是指在山间、田野、崖畔、场院随时可唱的一种短歌。在山西，最著名的山歌要数“河曲山曲”。流传民间最广的山西民歌《走西口》最初就缘于河曲，所以，走访山西民歌故乡的第一站，我们选择了河曲。
河曲山曲的由来
4月28日，从太原进发河曲。
坐在车里的我，心情怎么也轻松不起来。作为“厚重山西”的采访记者，我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厚重”这个词沉甸甸的分量。当天中午，我们停在了忻州市，经山西日报社忻州分社的帮助，我找到了忻州市文联秘书长武兆鹏先生。武先生对河曲民歌有多年的研究，而且出版了许多和民歌、戏曲有关的专著。
我对武先生说，您把我当成学生，请您给我上一课。
河曲，在晋西北的黄河三角上，西望陕西，北接内蒙古汉民族聚居地区。解放前，生活在这一带的农民，由于土地集中和连年荒旱，纷纷奔走西口（河曲农民把内蒙古河套地区称为“西口”），去出卖廉价的劳动力，维持最低的生活。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是给西口外的地主“揽长”、“打短”，其次是下煤窑或“跑河路”（指船夫的生活）。通常是春出秋回，也有长年流落外乡的，当地人民称呼这样一种生活叫做“走西口”，或者叫做“跑口外”。
由于大批农民“走西口”，使晋西北和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得到普遍的交流，蒙汉两族的民歌也相互发生影响。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流传的汉族民歌，不仅普及绥远境内，而且也普及晋西北，甚至流传到陕西、甘肃等地，成为这一片广阔地带的汉族人民的共同民歌（这类民歌的体裁是相似的，但歌词和曲调上不尽相同），在河曲，人们称它作“山曲”。
山曲是河曲一带人人皆能吟咏的民歌，传说“户有弦歌新治谱，儿童父老尽歌讴”并不夸张。据说最好的歌手能“连唱三天三宿都不重”，足见其蕴藏之富。多少年来，劳动人民为了消除疲累，抒发情感，用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劳动生活过程中创造了由吟、哼到唱的这种自娱性的即兴歌唱形式。它分布在全县大小村户乡镇，男女老幼无时不在娓娓歌唱，他们干啥唱啥，想啥唱啥，歌词信口而出。
山曲的乐曲形式是四小节构成一个乐句，八小节构成一首乐曲；后四小节多半是前四小节的反复或稍加变化，上乐句的终止音通常落在属音和次属音上，下乐句的结尾音则落在主音上。
山曲的歌词形式，以七字句为基础，但并不受七字句的严格约束，随着情感和语言的变化可以自由伸缩。它可以是“鱼离水坑树剥皮，死好分离活难离”这样整齐的七字句样式，也可以延伸为“寻个好男人绕天飞，寻个浑小子游地狱”这样对称的八字句样式，还可以发展为“发了一场山水澄下一层泥，半路地儿撒手活剥一层皮”较为自由的十一字句样式；或者成为“大榆树，二八叉，谁给咱管媒跌折胯”这样的三三八句式，随着语言的变化，节奏也经常在变。一首简短的山曲，由于歌唱者的身世经历不同，歌唱时喜忧和速度的变化也不同，它可以随着不同的对象，歌唱不同的内容，反映不同的生活情绪。
在曲调的演唱风格上，山曲曲调高亢嘹亮，粗犷奔放，音域宽广，节奏自由。河曲山曲的曲调有三个主要特点：一、山曲大量运用了真假声相结合的方法，使其形成了一种区别于其他体裁民歌的独特演唱方法。比如农民们扬起锄头、放羊倌甩开羊鞭时，喊上一嗓子，高音上不去，就改用假声，体现出人们心情开阔的那种爽劲儿。二、山曲大量使用大跳的旋律，从最低音到最高音可以跨越七八度，甚至十一二度，形成跌宕起伏、活泼跳跃、热情洋溢的韵律感。三、曲调采用上长音的手法，所谓上长音就是指在高音区和中音区可以自由延长，想唱多长就唱多长，唱到高兴处可以根据自己的力气无限延长，表达农民们演唱时的兴奋劲儿。
武先生说，由于时代的演变，山曲也有很大的发展，譬如，上下句的比拟比过去更贴切生动，词的意境更加甜美深远，产生了大量的反映不同时代的优秀山歌。但最令人陶醉的还是原汁原味的山野之曲，改编山曲往往加入了现代气息，改掉了那些土得掉渣的语言，反而失去了山曲最原始的韵味。
通过武先生的介绍，我了解到，近30年来，河曲、保德一带涌现出三四百名小有名气的农民歌手，也向外输送了大量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专业歌手。
保德三兄妹唱歌出了名
提及有名的忻州民歌手，武先生推荐了来自保德县的杨仲青、杨爱珍、杨仲义三兄妹。在忻州停留的当天晚上，我见到了刚从北京回来的杨爱珍女士。今年51岁的杨爱珍，目前正自费在中国音乐学院学习，她希望能从理论上汲取更多的营养，回到山西培养民歌新人。
杨爱珍看起来要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讲起话来，声音甜得让人迷醉。一见到她，我就按捺不住地请求她唱一首民歌，她微笑着，张嘴就唱：
对坝坝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
那就是我那要命的二妹妹
那山上长着十样样草
十样样我看见妹子九样样好
哥哥我在坝梁上
妹子你在那沟
看准了哥哥
妹妹你就摆摆手
听杨爱珍说，家里的兄弟姐妹都爱唱歌，是深受父母的影响，父母都是村里有名的山歌手。特别是母亲，嗓音就像那山泉一样清脆悦耳。从小到大，孩子们都成长在一个充满歌声的气氛里，那时候的日子很苦，爱珍的姥爷、舅舅都曾走过口外，但家里的歌声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最艰苦的日子里，美丽动听的山歌让孩子们忘却了所有的苦难。长大后，哥哥仲青置身于民歌的海洋中，唱了一辈子；爱珍走向了民族音乐，立志成为一个专业的民族唱法的歌手；弟弟仲义走上了戏曲的道路，现在是忻州北路梆子青年团团长。
最后杨爱珍对我说：“你应该去采访我大哥，他对民歌就像着了魔一样，他就像是为民歌而生的。”杨爱珍的话，让我很感动。杨家三兄妹的成长离不开那个蕴育着歌声的温馨家庭，而这种精神也正是生活在河曲、保德一带的农民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典范。“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在那些苦难深重的岁月里，正是这些流传不止、世代传唱的民歌，帮助人们化解了心中的愁苦，走向美好的明天。
第二天一早，我们从忻州出发，前往保德县。
保德县处于河曲县的西南方向，与陕西省的府谷县仅隔一条黄河，通过架于黄河之上的一座大桥，两岸百姓就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来往，说着一样的方言，唱着一样的山歌，依傍着同一条母亲河。
陕北的信天游，和山西的山曲就是在这两岸交界地区，互相交融和促进着，从而形成了许多有共同特点的山歌。遥想当年，在山西、陕西、内蒙古三地同唱一首歌的盛况一定风行一时，直到现在，在这毗邻相隔的地方生长起来的民歌，已成为三地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生长在这里的杨仲青，今年已经62岁了，但无论怎么看他，都超不过50岁的样子，山歌让杨仲青活得年轻，活得纯粹。提起自己的家庭，杨仲青打开了话匣子：我的父亲是单挑小贩出身，挑一根扁担，两个笸箩里装些保德的土特产，一路担到河曲，然后再把河曲的特产挑回来。就这样，在从保德到河曲的往返路中，父亲把河曲的民歌带回了保德。父亲一路上从不走哑路，走一步唱一句，路上歌曲不断。母亲除了嗓子好，还很有灵性，自己一边做活，一边编唱歌曲。在小时候，母亲纺线时我老是捣乱，母亲张嘴便唱：
妈妈要纺线
你要胡搅群（方言，指捣乱）
咱们的生活干不成呀
我的那个杨仲青
在父母的熏陶下，6岁的杨仲青就能在堂会上说快板，唱山曲。长大后，他每年利用假期打工挣钱，用来买二胡、小提琴和音乐方面的书籍。为了提高自己的伴奏技能，他每天把弟妹堵在大门外，让弟妹唱歌他伴奏，不唱的话便不许进院吃饭。
1986年，杨仲青调入县文化馆工作，任文化馆副馆长，多次参加全国、华北、省及地区文化演出，获奖达60次之多，成为闻名全省的民歌手，被民歌界誉为“黄河之滨民歌王”。
跟随杨仲青，我们来到了他工作的保德县文化馆，两层楼的文化馆十分简陋，他的那间不足10平米的办公室，更是阴暗局促。一张小小的办公桌，一盏昏黄的灯光，一架已经用旧了的小录音机，就是杨仲青承载民歌梦想的全部。从柜子里，他搬出了十几盘自己录制的简陋磁带，放入录音机里，一阵悠扬的歌声飞出，杨仲青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在我对面的墙上，悬挂着杨仲青去日本以及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大照片，然而眼前这番落魄的景象，让我很难与杨仲青这位著名的民歌王联系在一起。
阳婆一落我点起灯
灯看我来我看灯
怀抱着胳膊弯弯脸朝墙睡
枕畔畔上跌下一串串相思泪
凄凉幽怨的歌声中，杨仲青说，现代人看不起民歌，人们觉得民歌土得掉渣，已经完全过时了，可我觉得民歌虽然很短，有的仅仅是上下两句，但内涵很深，几句话直刺心窝。我最担心的是民歌以后传不下去了，可能再过若干年以后，我杨仲青的名字就是印在资料册上的符号而已，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我这一生传唱的民歌留在世上，我不想把这些歌声带走……
杨仲青确实像他妹妹所说，像中了魔一样地热爱着民歌，上床入睡时，他嘴里还不停地唱着歌，唱着唱着就睡着了，在睡梦中，他唱着唱着又醒了……
像这样热爱着民歌的人，当今的时代中还有几个？
生活在歌里的河曲人
进入河曲的标 志，是坐落在城边上的一座插着笔尖的高塔和元曲大家白朴的雕像，它们向世人展示着河曲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
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我们的车停在了河曲著名的西口古渡。举目望去，白茫茫的河滩在蒙蒙的雨雾中向远处延伸着，尽头的山若隐若现。这就是“鸡鸣三省”的西口，这就是呜咽的黄河水和着妹妹心酸的泪水、哥哥心痛的血水，流淌出震撼人心的《走西口》的地方……
突然，耳边传来一阵清脆的歌声，寻声望去，不远处的一座小亭内，三位河曲妇女正迎着雨声欢快地高歌。踏着歌声，我们来到了她们的面前。面对几个陌生人的“观赏”，她们不仅没有不安，反而唱得更响。几首歌唱罢，其中一个问我们：你们不是河曲的吧？你们从哪里来？是来这里旅游的吗？
听说，我们是从太原来的记者，专门来采访河曲民歌。她们感到非常高兴，如数家珍地给我们讲河曲民歌的点点滴滴，如有多少种曲目，有多少个歌手，有多少人还热爱着民歌……
等她们争先恐后地说完了，却向我们抛出了个难题：我们给你们讲了这么多，你们也得有所回报啊，给我们唱一首歌吧。
唱歌？我们面面相觑。看着我们互相推脱，她们很奇怪：这有什么难的啊？你们太原人怎么这么扭捏啊？如果不唱的话，我们就不许你们走。
不得已，我们几个人合唱了一首歌曲。她们跟着我们一边哼唱着，一边拍手伴奏。一曲唱罢，当我们挥手告别时，心里竟生出些依依不舍来。
这就是河曲人民的朴实和热情，她们的性格就像歌里唱得那样真情洋溢。这三位开朗热情、风姿绰约的河曲妇女中，年龄最小的已经55岁。不能不让人惊叹，在美妙的山歌里，河曲人不仅活得年轻，而且充满激情。在河曲妇女的身上，我找到了这里最美丽的风景。
在河曲这块土地上，小自几岁的娃娃，大至龙钟年迈的老人，男男女女，年年岁岁无时不在娓娓歌唱。听说，在河曲还有著名的几个家庭剧团，一家几代人组成一台歌会，在村乡之间巡回演出，不仅大大丰富了农民们的农闲生活，也极大地增强了河曲民歌的流传功能。
河曲人的嗓子为什么这么好？谈及这个话题，当地人哈哈一笑：黄河水养人呗。也有人说：吃酸捞饭吃的呗。
酸捞饭也叫做酸粥，是河曲最地道的特色饭。河曲一带干旱少雨，5月前的土壤无法耕种，只能种植一种叫糜黍的谷类，这种作物抗旱能力强，成长期短，但糜黍的颗粒入嘴后发涩发苦，只有搅酸了才好吃。具体的做法是，将糜黍煮熟后放进一个大罐子里，倒入酸菜水，用盖子盖上，等到酸菜水浸入米粒中发酵后，再拿出来吃。过去的河曲人每天清晨起来，吃上一碗酸粥，再喝上一碗酸汤，这一天下地干活都不用再喝水。酸粥起到了清肺败火的作用，也给河曲人滋养了一副好嗓子。直到现在，外地人来河曲，都要先尝上一碗酸捞饭，吃过之后才觉得真正到过河曲了。端上一碗酸捞饭，挖一口入嘴，满嘴酸津津的米粒，酸得让人直吸鼻气，咽下去后方觉一股甘甜滋味溢满齿间，接着便是一阵清凉爽滑的感觉在喉咙处久久盘旋，真是人间美味啊。
我们一行人，刚进入河曲县城，就听到了地道的河曲山曲，又吃了一碗酸捞饭，顿时觉得已经完全融入了河曲这块蕴藏着深厚民间文化的海洋中。
“走西口”原本不是悲剧
河曲人的歌唱了一辈又一辈，但最为遗憾的是，没有留下多少记载。在我的采访过程中，能索要的有关河曲民歌的资料少之又少。最权威的资料还是由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出版的《河曲民间歌曲》一书，该书的作者原《词刊》主编晓星于1953年到河曲采风，精心编写了这部河曲民歌经典专著。这部书中详细记录了晓星同志在河曲生活的三个月里，从农民们的口中收集和记录下来的最原始的河曲山曲。在河曲人民的手中，这部专著一印再印，历经了半个世纪的风雨，至今仍为研究河曲民歌最基本的资料。
山曲原本就存在于山野田间，口口相传是河曲民歌的惟一记录，想要全面地总结和收集民歌是一项较为艰难和辛苦的工作。在河曲，我听说有一位博物馆的退休干部叫韩运德，他用了近40年的时间潜心收集河曲民歌，他走过了河曲的村村落落，寻访最年老的民歌艺人，用手中的笔详尽地记录和收集了最原始的山曲。人们都说，在河曲没有人能比韩运德收集的歌子全。韩运德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出一套河曲民歌全集。
在河曲县委宣传部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县文化馆的退休干部张贤亮。张老今年已经72岁了，50年前，他陪伴晓星同志在河曲采风，从那以后，他为保护和宣传河曲民歌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和张老的交谈中，我了解到，歌里的“走西口”唱得生离死别，凄惨哀伤，但历史上真正的“走西口”曾经为河曲带来了繁荣的商业贸易，实际上起到了促进河曲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河曲处于晋陕内蒙古交界地带，北接河套平原。河曲一带连年干旱少雨，但河套平原却是土肥水美，所以河曲人自唐以来，就已经走出西口，到河套平原去谋生。清顺治年间，为稳固边防，防止汉蒙联合，朝廷下旨，从长城至偏关沿黄河河界设立一道宽15里、长2000余里的黑界地，绝对禁止汉蒙两地人民来往互通。
直到康熙年间，鄂尔多斯部落首领给康熙写了一个奏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请求朝廷放开关口，让两地人民互通来往。于是，在康熙三十六年，朝廷下令批准河曲的西口古渡为汉蒙两族人民公开来往的主要渠道。对于河曲来说，“走西口”并不是悲剧的开始，而是蒙汉两族人民互通有无的良好开端。
“走西口”在民国初年最为繁盛，经济、文化、运输的发达在河曲达到了鼎盛时期。《河曲县志》中记载，光绪十六年，河曲有十座商号，外籍客商纷至沓来，据民国十年地方商会统计，当时河曲县城的糖、粉、豆腐、酱坊有147家，仅油酒坊、货铺、旅店就有195家。城内旅店客满，街道行人云集，买卖之声不绝于耳。本地巨商的“十大富号”也于此时兴起，个人资产都在10万银币以上。河曲旧志有“一年似水流莺啭，百货如云瘦马驼”的诗句，可见当时商贾云集的繁盛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传播也开始繁荣发达起来。由于汉语和蒙语不通，歌曲就成为两族人民交流的工具，这个时期，内蒙古的爬山调流传至河曲，两地都产生了许多以卖唱为生的民间艺人，他们的传唱活动为推广民歌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民国十六年（1937年）以后，由于日本侵略、军阀混战、土匪猖獗，走西口变得非常危险和困难，有许多人惨死在走西口的路途中。1940年以后，内蒙古一带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两边更是断绝来往，那时有许多家庭遭受着亲人分离，无法相见的悲剧。河曲繁荣时期的《走西口》曲目是小喜剧、耍耍戏，唱得欢快活泼，现代版的《走西口》则表现出一种悲楚婉约的情景。
河曲民歌王贾德义
在河曲采访民歌艺人，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叫贾德义，曾担任过县文化局局长兼文化馆馆长。这位被称为“河曲民歌王”的文化功臣，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全都倾入到了民歌的世界里。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贾德义不但歌唱得好，而且相关乐器件件不拦手。1963年，贾德义靠自学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但县领导把他强留下来，让他搞群众的文化工作，从此后，老贾再没离开过河曲，搞群众文化工作一搞就是40多年。
问老贾后不后悔留在河曲？他默默地摇头：“没啥后不后悔的，我自己就非常热爱家乡的民歌，当初也想把河曲民歌发扬光大。”老贾失去了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后，并不灰心丧气，他一边工作，一边走下基层，开始了他艰苦的创作生涯，让土疙瘩发出金子般的光芒是他最终的理想。他随剧团走遍了黄河内外，踏遍了陕北、晋北、内蒙古等地区，不但掌握了大量的山曲资料，还认真考察了山曲、信天游、爬山调的渊源和沿革，为研究晋西北民歌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河曲土生土长的民歌引来了无数中外影视剧组，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老贾就和著名导演谢晋合作过，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凡是来河曲的影视班子，必然要找老贾，已形成惯例。为协助剧团拍片，老贾担任过外联、演员、剧务、场务、副导演、现场调度等职务。他自豪地说：“我和许多著名导演合作过，还和许多著名的演员一起摸爬滚打过。”
在多年的实践经历和潜心研究中，老贾出版的山曲、民歌专著已有六七部了，大部分都是他自费出版的。资金不够时，他借过钱贷过款。我问他：你这么有名气，怎么还会没钱呢？
他说：唱民歌的，怎么能和那些歌星影星一样呢？我们并没有很多钱，我组织过许多演出，从来不是为了挣钱，就是因为心中的热爱，有一场演出我贴进去几千块钱，但效果还不错，我已经很欣慰了。
因为地方经费的短缺，老贾搞的演出队用得都是最廉价的演员，这也是造成节目质量不高、档次较低的主要原因。老贾说：陕北安塞的贺玉涛，那歌儿唱得真是没得说，可人家唱一首歌得3000元，我哪能请得起啊。
40年工龄、副教授的头衔，并没有给老贾带来什么实惠。一间清朝乾隆年间的18平方米的小土屋就是他的家，自己担水，自己做饭，既是伙房，又是卧室，没有书房，没有文案，镶满四壁的都是一撂撂积累大半辈子的书稿、资料。为了艺术事业，他不仅甘守清贫，而且也失去了家庭的温暖。20年前，妻子对他说：“我要的是家庭和丈夫，而你却只顾埋头研究，写下几箱子纸也不能当钱花啊，如果你再不思谋如何挣钱，往后就别再过了。”
面对妻子的最后通牒，老贾还是难以割舍自己对民歌的热爱，最后只好带着他三箱子手稿、两箱子书和几把乐器，离开了妻子。
几十年的艰辛，几十年的奋斗，老贾依然满足于精神上的享受。生活上的简朴和落伍，他无暇顾及。目前，他最企盼和渴望的是，有更多的精力和更雄厚的资金为河曲创建一流的演出班子，同时还能出版他整理和研究的河曲民歌专著。
采访贾德义的这一天，刚好是他组织排练二人台《走西口》最紧张的时期，听说省里电台要为他们录制节目。在演出场地，我遇到了小有名气的歌手辛里生。今年已经67岁的辛里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天生的一副好嗓子让他在全国的民歌大赛中拿过七个大奖。老贾和老辛的合作已长达40年，对民歌的共同热爱使这两个人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凡是老贾组织的演出，老辛一叫就到，从不计报酬。在演出中，已近古稀之年的老辛是永远的男一号。我问辛里生：儿孙这一代人里有没有接班人？他摇摇头说没有。我又问：你还能唱几年啊？他笑笑说：再唱三年没问题。
再唱三年！那三年以后呢？在贾德义、辛里生、杨仲青这一代人以后，还有谁来传唱河曲民歌？
我发现，在这些民歌王的背后，都没有一个得力的弟子或接班人。究其原因，他们告诉我，首先是现代的孩子们不再喜爱民歌，嗓音条件好的孩子都进入正规的音乐学府深造去了；其次，民歌的流传还停留在最传统最原始的口口相传中，没有纳入规范的系统的宣传和教育中去；另外，没有雄厚的资金力量作为扶持，民歌未来的生存也将是岌岌可危。
想亲亲想得我手腕腕软，
拿起了筷子端不起这碗。
想亲亲想得我心花花乱，
煮饺子下了一锅山药蛋。
想你呀想你呀实在想你
三天哥哥没吃了一粒米
茴子白卷心心十八九层
妹妹你爱不爱这受苦人
……
在河曲住了三天，下了三天雨，雨雾中的河曲县城流淌着一种怀旧和朴实的气息，清脆的山曲儿从街边商铺里传出，听着听着，让人恍若隔世。当载满歌声的车子驶离河曲时，我们的心情变得愈加沉重。我们不希望，这些动人的歌谣最终只能成为录音磁带里传出的音符；我们不希望，将来的河曲城中再也找不到爱民歌爱到痴狂的老艺人；我们不希望，当河曲山曲在文化舞台上的身影愈来愈模糊时，世人对于河曲民歌的热爱仅仅变成了“抢救”民歌的责任。■
本文作者：杨凌雁，摘自《山西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