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晋商曾创造了“纵横欧亚一万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辉煌。晋商发展到清代，先后建立了三座丰碑：“船帮”、“驼帮”和“票帮”。其中的“船帮”是从事对日本贸易的商帮，因用船作为交通工具故名。当年与日本贸易主要是用中国的瓷器、丝绸、文房四宝等与日本交换铜。这种贸易据《东倭考》记载，“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晋商“船帮”以山西省介休县范氏家族为主要代表。

介休范氏

范氏以范毓宾时代最盛。范毓宾祖父范永斗，明末时贸易张家口，进出辽东，通过暗中与后金政权进行贸易发家，清朝建立后被册封为八大“皇商”之一。

铜钱危机

清朝前期，中国铜的产地主要在云南，称“滇铜”。随着经济发展，大清国的货币供应严重滞后，需要大量铜钱。而国内铜矿产量，一时难以满足需求。货币的紧缺，导致物价的上扬，铜钱升值高达30%以上，已经成为影响维稳大局的不安定因素。大力进口铜，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因此清政府遂行“滇洋并举”之策，从东邻之日本著名的铜产地长崎进口一定数量的铜斤，时称“洋铜”，以为补充。到康熙时，国内铜斤严重短缺，因此朝廷允准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当时称办理这种业务的人为“洋铜商”。

“船帮”的兴起

以介休范氏为代表的晋商，发现了其中的商机，主动找到了政府，要求承揽这项业务。当时，由于从事对日洋铜贸易获利丰厚。范氏利用优厚条件和特权使采购日本铜的业务改归皇商垄断。晋商的“船帮”，自此形成。其船队便开始漂洋过海，赴日经营，前前后后从事对日贩铜贸易长达近七十年。而范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船帮拥有十五艘左右，仅范家就有六七艘，往返于长江口和日本长崎之间，在对日贩铜贸易中又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独占一半以上的进口量，获利极为巨大。

成也洋铜，败也洋铜

由于在中国的巨量采购下，日本铜矿供应无法维系，日本政府下令限制中国的采购，并规定每年出口不得超过三百万斤。范氏“船帮”，在日的交易周期被迫拉长、成本加大。起初只是利润急剧减少，再后来出现了亏损至此，进口日本铜已经成为亏本生意。但是，清朝政府拒绝了范氏退出洋铜贸易的要求，范氏被迫继续从政府接受贷款，维持亏本生意，终至元气大伤，破产抄家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