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明清时期，上党地区出产的“潞绸”依然是和蜀锦、杭缎齐名的极富地方特色的贵重丝绸织品

话晋商，人们多会说起明清时期的“万里茶路”，说起晋中地区的晋商大院，却少言甚至是忽略了与海上丝绸之路关联的晋商及其商品，特别是明清以前更是如此。笔者阅读法显所著《佛国记》，发现一条为人忽略的、约公元400年左右山西商人（商品）活动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记载，涉及到晋商历史、丝路历史、山西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以及山西早期丝绸生产与贸易等诸多问题，粗略考证如下，以待商榷。

法显，一般认为他是“东晋时期人”，此说法不完全正确。法显生活在公元334年～420年，按照所谓的正统纪年的确在“东晋”时期。但历史上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大分裂的时代，法显居北地60余年，西行归来之后才到了南方，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到后秦之间的山西和陕西等地。

后秦姚兴弘始十一年（东晋安帝义熙五年），也就是公元409年，法显时年75周岁。当年十月，法显由多摩梨帝国海口搭乘商人的船舶，历时14昼夜到达师子国（也作“狮子国”），即今天的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国家，同时也是一个移民国家，商品经济气息浓郁，市场运作非常先进。法显《佛国记》记载：“其国本无人民，正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时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直，商人则依价置直取物。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鬼神”之说，自不必信，但这种类似于现代“无人售货”的销售方式，在当时的斯里兰卡出现，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法显毕竟是一名佛教徒，他体验的重点不是市场而是寺庙。他记载：“佛至其国，欲化恶龙，以神足力，一足蹑王城北，一足蹑山顶，两迹相去十五由延。于王城北迹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银庄校，众宝合成。塔边复起一僧伽蓝，名无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银刻镂，悉以众宝。中有一青玉像，高二丈许，通身七宝炎光，威相严显，非言所载，右掌中有一无价宝珠。”这座寺庙规模很大，所供奉的物品也是极其珍贵和华美，法显感慨：“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与法显同行的四人，有中途返回的，有客死他乡的，有留在当地的。在外奔波10年之久，纵使法显佛法通达，也难免有孤独之感。其时，他惊异地发现：“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

这是一条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记载，特别是山西和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重要记载，有必要认真梳理一下。

一般而言，我古代人言“某地”，如“蜀地”“楚地”等，大部分据周秦故地而言。此处“晋地白绢扇”的“晋地”当指今山西一带。但问题是当时中国的南方正处于东晋时期，有没有可能此“晋地”是指东晋统治区域呢？

细究之下，应当不会。原因如下：一是“晋地”的用法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皆指春秋时晋国属地，即今山西一带；二是如果此“晋地”指东晋属地，当有更详细的绢扇产地记载，如晋地某州郡之类所产，而非“晋朝这个地方产的”这种笼统说法；三是法显写《佛国记》时，已经西行归来并且南下东晋，以“晋地”称呼当时的王朝，语气不合；四是法显西行之前，从未去过东晋统治区域，怎么能够在异国他乡一眼识得供在佛像旁边的白绢扇是东晋地区产的呢？况且，当时后秦和东晋属于并立敌对政权，出生北方的法显很难对南方产生如此强烈的归属感，只有家乡的物产才能带给他亲切感和认同感。

普遍认为，法显是山西襄垣人，而襄垣一直属于上党地区。《隋书·地理》记载：“长平、上党人多重农桑。”可见，起码在隋朝的时候，上党一带养蚕纺丝已经非常繁盛了。农业社会进化极慢，此前百余年间的东晋十六国时期，当地人应当“重农桑”，并将这种经济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明清时期，上党地区出产的“潞绸”依然是和蜀锦、杭缎齐名的极富地方特色的贵重丝绸织品。法显生于斯，长于斯，当他在万里之遥的斯里兰卡看到了自己家乡上党地区的物品，油然而生强烈的思乡之情，属于“晋地”人自己的“乡愁”涌上心头，才会不觉“泪下满目”。

综上所述，《佛国记》中的“晋地白绢扇”应当是出产于山西上党地区的物品，它是如何到了斯里兰卡的呢？法显没有记载，我们只能猜测应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沿海路经商的晋商携带到当地的；另一种是作为商品被别的地方的商人购买后供奉在佛前的。如是前一种可能，说明晋商早在东晋时期就已活跃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了。如是后一种可能，至少说明当时山西的丝绸织品已经是非常珍贵的商品，并为海上丝路沿线不同文化的国家和地区所认同。笔者认为第一种可能更大，作为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供奉佛前的物品，而且是一种随身私物，由自己精心选材制作的“私人订制”才显得更为虔诚。

当然，两种可能或许同时存在，晋商在海上丝绸之路从事丝绸贸易，销售的就是晋地产的优质丝绸及其制品。(焦中栋 赵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