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绛和戎，可以称之为中国“和”文化的肇始，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民族团结的政策。
晋中历史悠久，早在100万年以前即有人类繁衍生息，留下160余处旧、新石器文化遗址。传说大禹时代“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使烟波浩渺的昭馀泽薮，变成晋中平川的沃野之地。商代晋中地区是商文化与北方文化抗衡的间接控制区，以灵石旌介商墓为代表，发掘了3座较大型墓葬，总体来看应属商文化系统。商代后期，箕子封邑于箕(今榆社、太谷一带），始建城邑。
西周初年，周王室为了巩固其统治，大力推行宗法分封，周成王（周武王之子）封其同母之弟叔虞于古唐国，唐国是殷周时期存在于今山西南部的翼城、曲沃、襄汾和绛县之间方圆不足百里的一个小国。周王室对这次分封极为重视，为此曾举行过盛大的册封典礼和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周王室不仅赏赐叔虞稀世的战利品和授土授民，还由于唐国周围被戎狄国家所包围，特此规定了治国方针即“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要求“夏政”与“戎索”兼施并举，既在夏人的故墟，又在多山的戎狄地区；既发扬夏氏民族的传统，又尊重戎狄民族的习惯规章，因地制宜地治理自己的诸侯国。
叔虞死后，其子夑父继位，国都迁到肥沃的晋水之畔，改国号为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更改国名的君主。从叔虞经九世至穆侯，大约相当于西周时期。这一时期除了始祖叔虞以晋献嘉禾在诸侯中曾居于特殊地位之外，其他晋侯治绩平平，使得晋国在诸侯国中地位不高，疆域少变。晋献公即位之初，正值齐国称霸华夏，楚国已经勃兴，郑国也曾形成过所谓的“郑庄小霸”，秦国亦有较大发展，国内内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晋献公在稳定和巩固其统治之后，对外吞小食大开疆拓土，坚持不断对外用兵，使晋国的地理界域大大突破“河汾之东方百里”的范围，不仅跨越黄河到达今河南豫西部分地区，而且覆盖了几乎整个晋南地区以致今晋中的南部地区，他也因而被称为晋国的“始盛之君”。公元前636年晋献公之子重耳经过骊姬之乱，流亡19年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晋国以少胜多，大败楚军。战后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周襄王册封晋文公为“侯伯”，并将河内、阳樊两地赐给晋国，晋国南部领土进一步扩大到今河南济源西至新乡一带，晋文公的霸主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早在叔虞封唐之前，周武王（周文王之子）对兴兵征伐战争中的有功之臣，按战功大小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按级封侯，少数民族山戎族一支部落的首领就被封子爵，在封地无终山(今河北玉田县城区6.7公里处)一带建立无终国。至晋悼公时，晋国仍是诸侯势力强大的盟主，而戎人国家由于秦国在关中地区的崛起，不断兼并戎国，戎人在西部难以立足，只得向东转移。燕国紧邻无终国，由于当时国力不盛，根本无力南顾，无终国得到兴国发展的机遇。这时的无终国君嘉父，励精图治，谋略不凡，内修国政，加强武备，于晋悼公三年（公元前570年）对外联络其他十几个戎人国家，并至无终国，歃血定盟。同时，积极推进与晋国的亲和关系，居于晋中一带的戎人此时并入无终国。
公元前569年，嘉父派使臣孟乐入晋国纳虎豹之皮，请求与晋国议和。晋悼公认为“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晋国司马魏绛向他陈述和戎五利：“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戎狄为马上民族，以游牧为主，因而轻视土地，重视财物。晋国可以利用戎狄的这一特性以财物向其换取土地，从而扩大晋国的北部边界。“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与戎狄的连年战争导致晋国北鄙农事荒废，人民十分疲敝。而与戎狄修好，则人民可安居乐业、回归土地，农业生产就可以得到保证。“戎狄事晋，四邻震动，诸侯威怀，三也”。戎狄归降晋国，诸侯必然要受到震动，如此则晋国的国威必将大震。“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消弭战争，既可以修养军队，也可以节约保存战争物资。“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从历史出发，以史为鉴，以德服人，才能真正长治久安（《左传·襄公四年》）。
晋悼公接受了魏绛的建议，遣使魏绛北上和戎，所到之处皆以盟约之策使得诸戎朝晋，仅用8年时间，便取得了晋国与戎狄和睦相处的局面。现晋中市所辖大部分县区从南部灵石、介休至北部榆次、寿阳包括周边吕梁市的文水县、太原市的清徐县、阳曲县以货易土、兵不血刃纳入晋国版图。和戎的成功，使晋国可以集中力量逐鹿中原，而无后顾之忧，魏绛和戎策略对于晋悼公再次称霸中原作出积极贡献，《国语》称，晋国“于是乎遂伯（霸）”。
魏绛，姬姓，魏氏，乃魏犫之孙，魏武子之子，出身于世家大族。晋悼公即位元年，为了拉拢强族，对世家子弟广泛进行封赏，魏绛本人即在此时被任命为中军司马，负责执掌军中法度，并因家族关系而得以位列入卿大夫，但在辅佐晋悼公期间却真正做到了以国家利益为主，执法严正、不畏权贵、居功不傲、居安思危，在晋国中兴霸业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特别是他深谋远虑，力主和戎，使晋国最终达到了扩大疆域和增强国力的双重效果。晋国君臣为表彰魏绛的功绩，取魏绛之“魏”，榆次之“榆”，将和戎得来的榆次更名为“魏榆”，晋悼公还赐予其乐师和乐器。榆次人为了纪念这位给他们带来和平安宁生活的功臣，将榆次东南八缚岭上一座魏绛和戎过程中曾经驻足过的山峰命名为“绛立圪塔”。魏绛这位晋国卓越的政治家最终因功改封在安邑（今属山西运城），死后谥号曰“庄”，后世也因此多称其为“魏庄子”。
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看，魏绛和戎本质上是唐国初年“疆以戎索”文化战略的延续。西周初年，晋国周围的戎狄部落有条戎、白狄、骊戎、北戎、狐氏戎、赤狄、茅狄、陆浑之戎等。要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必须处理好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相互影响和促进势不可免。事实上，晋国公室所代表的周礼正统文化一直处在与晋国周边夏、戎文化的融合之中。比如晋国与戎狄的长期作战中，逐步受到戎狄装备、战术、兵种的影响，效其而为之，理应是晋国在春秋时期兵力强大的原因之一。另外，社会上层与周边戎狄之人的通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发生。特别是“曲沃代翼”以后，在晋献公和晋文公的妾姬之中，戎狄之人并非鲜见，致使朝廷重臣中也时常出现戎狄后裔。晋文公“攘夷”，只是强调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并不排斥周边少数民族文化，魏绛和戎之举是晋国历史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一次集中表现。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民族团结的政策，并开辟了历史上华夏民族争取团结少数民族最成功的先例，对后世用非暴力手段解决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纷争、促进各民族融合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先导意义。
魏绛和戎，可以称之为中国“和”文化的肇始，晋中当之无愧地成为“和”文化的发祥地。正是因为晋文化中早已生长着容纳周边文明的种子，才会在战国时期出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文化整合，也才会从汉代开始在山西地区逐渐形成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大局面。
从古代政治文明演进的角度看，魏绛在“和戎”过程中追求并实践民族和谐、和睦、和平，以德服人，以仁施政的理念，这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也是魏绛和戎能够彪炳千秋的主要原因。（高雄辉）
